《城市型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兼评“一带一路”域外经验》：
中东地区国家的大学治理模式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参与型两种。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表现为由国家全面负责大学的管理工作。譬如，国家作为大学的出资人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直接负责大学的筹备、建设工作，大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同时，国家负责大学教师的选拔、培训工作以及课程的设置等。政府主导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有利于集结资源，加快大学发展速度，因此这一模式在中东国家被广泛采用，成为中东地区大学发展的主导模式之一，代表国家主要有埃及、土耳其、伊朗。以伊朗的大学治理为例，在内部管理方面，校长的选任充分体现了伊朗大学的“讲政治”。大学校长不是由学校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高等教育部任命，副校长则是由校长任命。而且，在正副校长的遴选上，教授均无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水平都不重要，在十多年前，有些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是副教授。教授们对此做法甚为不满。伊朗的大学校长仅负责校内的管理事务，没有融资的责任。伊朗所有的公立大学的经费均由国家财政拨款。伊朗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研究生处处长、大学生处处长、文化与社会处处长、资源发展与管理处处长、财务处处长、行政处处长、医疗处处长等组成。法基赫（教法学家）监护代表在伊朗所有的大学均设有办事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及宗教活动的管理。大学专业委员会则由教育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大学生委员会、完善求学委员会共同组成。其成员往往由资深的教授、专家担任。各系的主任则由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在系科学小组成员中选择教导员、财政和管理主任、大学生辅导员，在学校分管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应的教学、研究、财政、管理的责任交由他们负责。同时，根据大学章程，大学在各系组建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在系内研究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在各个小组之间的科学教育活动中，讨论科学小组研究的方案、招生计划等。社会参与型模式以西方文化为内核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注重高校自治，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以黎巴嫩、以色列为代表。黎巴嫩、以色列的大学教育发展在中东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西方文化在这两国的文化内核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较好地保留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切实加强大学自治，从而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提供基础。而两国在大学教育的具体发展中又各具特色：黎巴嫩依靠西方教会学校建立起大学教育体系，以色列则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大学的独立性。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所达到的效果一样，即确保了大学管理不会受到政府方面过多的干预，从而保证了大学自治。黎巴嫩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在西方教会大学的支持下建立的，黎巴嫩政府未进行过多干涉，故黎巴嫩形成了以私立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色列建国后虽同样采取的是社会参与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但其大学发展路径与黎巴嫩截然不同。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在“教育立国”理念的引导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兴办大学，并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政策及人力支持。以色列大学发展虽然由政府主推，但是政府在其发展中充分尊重大学自治，并通过立法方式来保障大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参与型大学发展模式。
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的大学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学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类型决定的，同时也受大学内部运行的机构要素制约。俄罗斯的大学存在较强的纵向（行政）控制和较弱的横向（学术）控制。而这种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学术市场的衰弱和机构之间教职流动性低造成的。不过，在过去十年里，传统以教席主导教学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正随着许多支持教职工参与研究的政策的出台而悄然发生改变。以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经济学高级学院为例，该校近年来实施了基于学术治理的新的控制和分配机制，着力摆脱传统的低效率治理模式。乌克兰高等教育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与苏联一样——集权、官僚主义且大学本质上几乎没有自治。随着1991年乌克兰获得独立，乌克兰教育迅速发展。2014年乌克兰颁布了新《高等教育法》。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自治是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基本权利及原则。该法赋予大学自治权，大学可以自行决定教学形式和教育组织形式；可以自行选择国际标准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的项目类型；以及对资质认可做出最后的决定，包括建立对等的大学学位和学术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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