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治边政策研究》：
（二）东汉治羌政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1.立足于羌人自身特点关于羌人自身特点，从史籍可知，主要有四：一是分布广。今之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都是西羌的分布区域。史载，商周时期，羌人属于中原王朝的“要服”“荒服”之列。秦始皇一统天下，定其西界至临洮、羌中，划定了一条秦与西羌的界限。秦时的临洮，当今甘肃岷县，羌中指陇西郡塞外的黄河与湟水流域。黄河与湟水汇流后进入陇西郡地，界限是很清楚的。汉武帝时，遣将军李息讨西羌，于其地设县，属陇西郡，逼西羌退出了湟水流域。昭帝始元六年（前81）从陇西郡分出金城郡，领有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但西汉的控制并不牢固，这一地区仍有很多羌人。从西汉以来，汉朝把降附或俘虏的羌人，分别安置于郡县，不仅安定、北地等郡有，金城、陇西等郡也有。以后，随着羌人不断内迁，到了东汉时期，内徙地区从沿边郡县深入到上郡，甚至三辅地区和河东。
二是种类多。据统计，西羌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支系（种），其中比较强大和与汉朝关系密切的支系就有二十六个（即：研、旄牛、白马、参狼、先零、鸟吾、封养、牢姐、罕、开、煎巩、黄羝、烧当、烧何、勒姐、吾良、当煎、当阗、发羌、唐旄、钟、虔人、沈氏、且冻、傅难、巩唐）。羌族种系这样繁多，分布的地域又如此之广，表明其政治的不统一和力量的分散。《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
三是羌族各支系之间互相械斗和争夺的情况比较严重。《后汉书·西羌传》说：“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的道德规范，其形成虽然也与其他民族的斗争有联系，但主要还是在本民族支系间的械斗过程中形成的。例如，世居大允谷的烧当羌，由于“种小人贫”，居住在大小榆谷的先零、卑浦羌“数侵犯之”，于是烧当羌“集会附落及诸杂种……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物，夺居其地”。汉将赵充国也说：“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颜师古注云：“羌人无大君长，而诸种豪递相杀伐，故每有仇雠，往来相报。”羌族各支系间的争斗仇杀，从他们为了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必先“解仇结盟”的情况也看得出来。汉武帝初开河西，列置四郡以阻隔羌、胡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联合进攻令居、安故等地。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汉将张纡毒杀羌人酋豪八百余，斩杀迷吾等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①但是，当他们的共同利益一旦消失或发生了变化，联盟关系就随之消失或瓦解。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反抗汉朝的斗争中，只要对方在军事压力之下略施离间之计，羌族各支的联盟往往就分裂、瓦解，甚至他们之间又争斗起来。汉和帝永元五年（93），“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瓦解”。②赵充国与羌人作战，更立赏罚，鼓动羌人互相残杀，每“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结果羌人降者31200人。③
四是西羌虽然以产畜为业，但是农业也有相当规模。史载，爰剑曾教河湟诸羌“田畜”，这里的“田”指的就是农耕。爰剑曾孙忍与秦献公同时，说明羌人习农耕的时代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西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进至先零、罕、开等羌族地区时，“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这里的“田”也是农田。赵充国说，在临羌（今青海湟源）东至浩亹（今青海民和）的湟水流域，有“羌虏故田及公田”二千顷以上，“羌虏故田”即羌人所耕种之田，这些田与公田、未垦之田加起来超过二千顷，可见也不在少数。东汉和帝年间，护羌校尉贯友击烧当羌于大小榆谷（地在河曲南岸）时，亦“收麦数万斛”④。此间，还大量出现了“以广田畜”“居山田畜”“羌人获麦”以及“复欲归故地，就田业”⑤等记载，这些均说明，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既聚落又有田，而且田的数量还不少。
东汉一代，羌人还是以畜牧为主，然而农业已粗具规模。《后汉书》每每出现类似“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开广屯田，列置四十余营”⑥的记载，故羌汉战争中汉王朝军队在羌人地区不仅能够“收羌禾稼”①，而且一次达“数万斛”之巨。羌人的这些特点.（特别是亦农亦牧的特点），是同一时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民族所没有的。由于他们居地分散，政治上不统一，所以极易被汉朝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是东汉极力对其镇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他们“亦农亦牧”的经济生活方式，则是被东汉政府强迫迁徙内地与汉民杂居，并对他们实行郡县统治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早在西汉时就已经这样做了。
2.不违背东汉民族思想
历代民族政策都是在相应的民族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东汉时期也不例外。根据徐兴祥的研究，东汉王朝的民族思想以“大一统”和“民族可以变化”的思想为主导。②故而东汉王朝主张用华夏（汉）的文化、礼仪、习俗等去影响直至改变少数民族，使其接受华夏（汉）族的文化、礼仪、习俗等，而融入华夏（汉）族中，实现“用夏变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汉王朝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用汉变羌的目的，此其一。
其二，马长寿《氐与羌》一书指出：“讲汉羌关系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汉代的西羌地区已经划入当时中国政治疆域之内，西羌和东羌人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③而将羌人居地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内，在东汉以前就完成了。“两汉疆域之广狭，大略亦复相同，惟对外之开扩东汉较有逊色。”④因此，东汉王朝治羌政策的实施，只是对前代于羌人统治的恢复。
东汉王朝要用汉人的文化、礼仪、习俗等去影响直至改变少数民族，使其接受汉人的文化、礼仪、习俗等，而融入汉人中，实现“用汉变羌”，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羌人杂处于汉人中间，即所谓耳濡目染。要达到这种效果有两种途径：一是将大量汉人移入羌人聚居区，这样做就存在所谓对羌人生存空间的侵夺问题；一是将羌人内徙，为数众多的羌人杂处于汉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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