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放下笔，杭州税场监当官求见，说是税场抓到一名逃税者，请苏大人发落。苏轼一愣：“逃税这等事情也需要知州亲自过问吗？”监当官迟疑一下，回答：“此事似乎与大人有所牵连。”苏轼再次一愣：“莫非是我亲友逃税？到底怎么回事？”监当官这才汇报：税场刚刚抓到一名试图逃税的举子。此人名叫吴味道，是南剑州人，此行是赴京赶考路经杭州。税场拦头（现场主管）发现他随身携带有两大包货物，按照规定，行人带货应该交税。但检查实物时发现，货物外包装上注明送达地址是京师苏侍郎宅（苏侍郎即苏轼弟弟苏辙），而发货人竟然就是苏轼。拦头觉得奇怪，不敢擅自拆封，更不敢轻易发落，只能把人与货一起扣下，禀报给监当官。监当官又急急赶来请示苏轼本人。
苏轼心里一惊：难道有人要栽赃自己？十几年前，苏轼的表兄程之才，为了讨好王安石就曾诬陷苏轼，说他为母亲守完孝返回京城的路上贩卖私盐和苏木。现在又有人打着自己的旗号逃避关税……
苏轼让人带来吴味道，问他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冒用苏氏兄弟名义。吴味道没想到撞见了苏轼本人，惊惶不安地交代了事情缘由：为了参加明年在开封举办的省试，三月吴味道就从家乡出发赶考。临行前乡里人为他筹集了一笔资金，他用其中的10万文购买了200匹建阳小纱布准备带到京城贩卖。考虑到一路上关税重重，他设法避税。因为苏轼、苏辙二人名满天下，又都喜欢奖掖士人，他就自作聪明地冒用二人名义寄送货物。不料苏轼已经调到杭州，吴味道正好撞到枪口上了。’听完交代，苏轼并没有发怒，而是轻轻叹了一口气：自己刚刚还在同事的簇拥下游山玩水呢，而各地举子们却在跋山涉水，为了生计还不得不在赶路的同时随身携带各类货物贩卖。路途如此遥远，将近一年时间吃住在外，如果没有数万文盘缠，士子们到达京城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一大宋时期的10万文铜钱重量达到400公斤，如果带着现金赶路，风险大，还会累得“吐血”。携带地方特产则好处较多。首先是重量较轻。例如，宋朝的棉花大约100文一两，织好的棉纱布估计200文一两，价值10万文的棉纱布重量只有25公斤。其次，通过贩卖土特产可以让路费保值增值。问题在于，一路之上各地设卡收税，仅从浙江衢州到杭州这一段路程就设有7处税关，一路应纳之税就要占到货物总价的二成。这么高的税率，迫使本就困窘的士子们想方设法要逃税，
苏轼看到吴味道既惶恐又焦急的样子，略一思索，转身走到桌前，就着刚才的纸笔，信手写下一行字：“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他给苏辙写了一封手札，叮嘱苏辙在京城务必抽空接待一下吴味道。然后苏轼把字条和信札交给吴味道。吴味道一脸茫然。苏轼哈哈大笑道：“把这纸条贴到货物上，保管你天上也能去得！”
有了这道“护身符”，吴味道一路顺利抵达京城，考取了进士。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味道那么幸运。
宋仁宗时的状元、后来的宰相宋庠，镇守洛阳时也遇到一件举子偷税案。有人揭发，一位赶考的举子行囊中有东西应该交税却没有交。宋庠问明情况后叮嘱手下人：“举子赶考，谁不顺便带点东西卖？即使漏了税，也不必深究。”他让人把货物送到税院，查明确有漏税行为，罚了两倍税款就让举子继续赶路。
对偷税漏税行为，宋代的处罚其实很重。宋太宗时期，吴元载任成都府知府，恰逢王小波起义，因为没能镇压，被调回京城等候发落。回京途中须路经华州，华州通判李仕衡与吴元载有杀父之仇。原来吴元载曾任秦州知州，州内有李益（李仕衡父亲）逃租漏税，无恶不作，并买通朝中权贵以逃脱法网。吴元载上报皇帝，李益最终被捕伏法。这一次吴元载路过自己地盘，李仕衡要抓住机会报仇。他派人强行搜查吴元载行装，征收其携带之物的关税。吴元载拒绝，李仕衡向朝廷告状。吴元载因此被贬为团练副使。明明被人挟私报复，吴元载还是受到了处罚。可见在宋代逃税的罪责不轻。
尽管如此，宋代士子带货赴考之风依然不绝。直到南宋理宗时，由于四川等僻远之地的人不能按时到达当时京城杭州，致使考试日期～再推迟。有大臣向宋理宗汇报：“四川士人嗜利，船上多带商货，常在关卡滞留，致使赴考迟到。”宋理宗大怒三于是下诏：殿试自此定于四月上旬开考，迟到者自动放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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