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们基于传播主体与传播议题的双重线索，对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的环境传播行为，以及常规环境议题、环境风险议题、突发环境事件议题的对话协商进程进行了全景式分析，以此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传播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当代实践图景。
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中国环境传播的社会实践晚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也与之迥然不同。自19世纪中后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开始，西方环境传播事业以部分民间环保主义者与相关专业人士的环境觉醒为萌芽，运用文学作品、媒体报道与科学研究等手段，通过促进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行动，并借由环境社会运动的扩张推动环境议题进入国家议程。按照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观察，在这种西方模式中，是社会力量而非国家意志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并促进了环境传播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壮大。
而基于前述对我国环境传播发展路径的分析，在中国环境保护与环境传播事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扮演了实质上的主导角色：一方面，政府是中国环境传播的发起者，一直在环境议题的话语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政府针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的意义阐释与话语体系也在社会层面得到了大众媒体的积极贯彻，公众作为被启蒙者亦几乎从未（或难以）大规模地直接质疑政府的环境宣传或反对政府的环境决策。然而，正如本书用大量篇幅所论述的那样，进入21世纪后，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知识素养、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对美好生活愈发强烈的追求，叠加新媒体普及发展所创造的全新社会互动方式，以普通公众、意见领袖、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开始更为主动地参与到走向和谐共生：中国环境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环境信息传播、观念表达、意见沟通与利益协商之中，环境领域的议题博弈与话语竞争日益加剧，政府的环境决策与环境宣传频遭挑战。可以说，公众的崛起正在打破环境传播的力量格局，传统的环境传播体系开始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压力。
当然，中国环境传播体系及其格局秩序的革新并非单纯是为应对传统传播方式遇挫而做的策略性调整，其也内嵌于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社会公共传播体系发展重塑的整体进程，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必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环境传播发展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与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与社会公共传播体系的重构创新所要针对的问题应有很大程度的共性。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在结构层面对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类行动者在环境传播整体格局中的地位、角色、功能及其互动关系做出全新规划，形成契合时代特点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需要的新架构。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与环境治理体系都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变革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环境保护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于2017年提出“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的要求。换言之，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将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之中，在国家治理与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会发挥得更加充分，这也同时代表着其在环境传播中的角色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提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体结构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政府在环境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在与政府同等的地位和意义上成为环境传播的主体，但面对国家治国方略和传播技术发展给中国环境传播主体带来的变革要求，矫正长期以来在环境传播主体问题上的“政府偏向”――用政府代言覆盖社会，转为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
平等对话及和谐互动，是中国环境传播的发展趋势所在。
多元主体平等对话及和谐互动的环境传播体系的构建，必然要求各类主体调整自身的环境传播理念与方式，促进环境传播的过程机制及其实践效果的优化。在前述章节中，我们从不同侧面对各主体的环境传播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接着提出了可能与可为的改进路径，在此不再赘述。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环境传播的发展经验来看，各类主体一直在根据政策环境、社会环境、传播环境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调试自身进行环境传播的思路与方法。以其中的突出代表政府为例，新媒体时代以来，其就在不断吸纳现代技术、更新传播手段，一方面加强主流环境信息的输出，提高环境传播的贯穿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注重来自社会领域的环境信息，更为积极地回应与引导社会意见和情绪，以此促进自身环境传播行动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但严格来讲，这些调整在更多情况下是针对新媒体创造的“去中心化”传播环境及其培育的极具权利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受众群体的挑战而做出的初步、被动的改变。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虽然当前中国环境传播的多元参与与双向互动特征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拓展，但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环境传播的范围、深度与影响力等方面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各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也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性与灵活性兼具的交流机制，这使得目前有关环境问题的社会互动并不能总是导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对话与协同合作。就此而言，中国环境传播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涉及更新传播技术、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更深层面，还涉及其所基于的价值规范能否与现代价值体系、时代精神相契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推动中国环境传播走向新的秩序，使之继续成为环境保护事业的促进力量，各行动者除了要把握与顺应新媒体传播规律，还需从其背后更为宏大的国家治理理念与社会价值潮流出发认识、规划与践行环境传播活动，将共建共治共享、参与对话协商的社会治理观念转化为环境传播及对话交流的制度架构与价值追求，使环境传播成为一种有表达、有监督、有对话、有共识、有合作的社会运作过程，从而在实质层面提高其政治效能与社会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走向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下，我们选择了环境传播这一十分重要的环境实践领域，以期通过对中国环境传播的历史与现实、主体与议题、宣传与对话、秩序与冲突的多维呈现，总结中国环境传播70余年的发展历程，探寻推动中国环境传播进步的时代起点。希望这样的探索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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