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逻辑可以将人们从A点带往B点，但想象力可以将人们带往任何地方｡《想象未来的新闻业》（What Journalism Could Be）一书从这种观点中汲取了灵感｡想象新闻业不断延伸它的触角，穿过它曾经停留的角落，超越它原本的局限，这是一种为了适应变化而采取的训练｡通过这样的想象，新闻学者可以去质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通常未被挑战的新闻学的实践技能和智识概念的轮廓｡它还呼吁新闻记者去考量新奇与变革的可能性，同时也要警惕令原本已不确定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化的风险｡
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下重新思考新闻业?新闻业环境的变化表明，这么做也许会富有成效，但其作用并非是立竿见影或可预见的｡从自动化新闻复制、用户生成内容、可穿戴设备和虚拟现实，到报纸停刊倒闭和裁员，很多人推测新闻业已经穷途末路｡这一推测被许多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所欣然接受的原因是很清晰的：他们承受多种压力，现有的所谓提议要么是鼓吹新闻业必须与时俱进的激进宣言，要么是对无法挽回的损失的沮丧哀叹｡狂热支持的一方将变化视为所有新事物的万能推动者;反对者则认为那些认为传统媒体已经消逝的言论为时过早｡然而，没有一方去想象有关变化的新理解，即将变化看作互惠的给予和索取、调整、修正或转换｡当变化即将到来时，这些活动都会逐渐出现｡
本书的主要观点介于反对者和支持者观点之间｡我认为，新闻业的变化可以被看作不同立场之间的往复转换，通过这些变化，新闻从业者、观察者和分析者可能会富有想象力地评估“这种变化可以带来什么，以及它如何与新闻业产生共鸣?”通过对新闻业张力的新理解和对新闻业和概念化新闻实践的学科性思考，本书描绘了一条借此可以想象未来的新闻业的、更具织构环境的路径｡
想象力并不会无条件地存在于新闻业中｡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的、政治、道德、意识形态、技术等在内的大量因素，都会将“想象力”从对大多数新闻的解读中隔离开来｡对现代性与理性的狭义理解，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偏见，政治经济结构更侧重于真实性而不是虚拟性，以及更强调公共利益与自身相关性的大学环境，都是导致想象力缺失的重要因素｡尽管具有想象力的思维总是渗透进新闻学的理论和讨论之中―――例如，亚当（Adam，1993，1）将新闻定义为“想象的产品”，而舒德森（Schudson，1996，96）观察怎样“做（新闻）虽然不是伪造或撒谎，但……脱离了剧本和想象力的确无法做到｡”――总的来说，与想象力相结合的新闻思维，已被局限在讲故事的叙事艺术当中｡（Fishkin，1985）
然而，想象力与新闻业中的相关性实际上是“空降的”（airborne）｡新闻的本质是创造公众对接触不到的事件的“想象的参与”（imagined engagement）｡如何实现这种创造也是想象的，因为新闻工作主要在公众视野之外进行（Zelizer，1992a）｡新闻记者用各种方式从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可及的领域收集信息｡他们就好像那些探寻常人不能接近的世界并带回重要见解的萨满巫师，“在他们回来时充当巩固共识和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剂”｡（Zelizer，1992a，21）｡记者所知道的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没有人分享这些知识，这必然会成为公众想象的目标｡甚至在新闻教育方面，基布尔（Keeble，2007，2）写到，“就像从业者需要承认，并深入探索其创造的可能性一样，我们需要鼓励创新精神｡”那么，与新闻业的想象力关联的远不仅是叙事技巧｡
学者对想象力的关注也超越了新闻业｡想象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社会和文化理论的焦点，许多学者付出巨大努力去理解想象力究竟可以带来什么｡通常，这与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描述一致―――想象力是“从一个视角转变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从最客观、最遥远的转变到人类自身最亲密的特征，以及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能力”（Mills，1959，7），或者如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1，699）后来改述的，“将想象思维应用于社会学问题的提出和回应（某个人）……将自我从已知中剥离”，想象力已被各学科的学者广泛引用：如历史和政治学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1984），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96），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200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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