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
《管控危机》一书是以斯图亚特·霍尔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作者所调用的理论资源，采用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都体现了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刚出现不久的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某些关键特征：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实现微观经验分析与宏观历史情势研究的结合，话语和意识形态研究与主体实践分析的结合，以及文化分析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这种研究的旨趣主要不在于发展抽象理论，而是在综合文化主义传统、结构主义传统和葛兰西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社会过程中的文化与政治议题，从学术上做出介入性反应。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完成的《管控危机》，篇幅宏大，视野开阔，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现实关怀色彩。尤其是书中详细分析的危机与社会控制、媒体与道德恐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等议题，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把这本在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史上，乃至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翻译并推荐给中国读者，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我想简要交代一下翻译过程的来龙去脉。我初次接触《管控危机》是2005年。虽然距今已经过去16年，但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为了完成导师陈卫星教授布置的传播批判理论研究课题的任务，我在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国家图书馆的外文图书馆藏书目中借阅到《管控危机》一书的情景。那是该书的1978年版，即第一版。在翻阅全书并精读了部分与传播研究关系密切的章节后，我认真做了阅读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该书篇幅巨大，内容复杂，阅读尚且困难，遑论翻译。当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2014年，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译丛”决定收入《管控危机》一书。在寻找译者的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彭文曼老师通过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副教授联系到我，问我是否对翻译此书感兴趣。虽然考虑到篇幅和翻译的难度，一开始有所犹豫，但思忖再三，还是毅然决定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我最初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的翻译过程充满艰辛，无论是难度还是长度，都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计。也因为如此，加之日常工作琐务缠身，完稿时间一再拖延，前后花费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和《管控危机》的作者们因为一再拖延交稿而对编辑感到抱歉一样，在这里，我也必须因为我的反复拖延向出版社的各位老师，尤其是负责本书出版事宜的彭文曼老师说一声抱歉，同时也感谢各位的督促和包容。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巴黎第三大学副校长、社会学家埃里克·麦格雷（Eric Maigret）教授曾多次与我讨论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思想，并热情帮助我与本书的作者之一约翰·克拉克教授取得联系；克拉克教授收到我的邮件后，第一时间做了回复，并欣然答应联系其他几位健在的作者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副教授卡拉·沃利斯（Cara Wallis）博士曾在我就某些词汇的翻译遇到困难时给予了及时的帮助；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的部分成果也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发表，并得到了学界同仁，尤其是《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的刘海龙教授、朱鸿军研究员、张毓强教授、虞淑娟副总编以及诸多匿名评审专家的指导，这些意见对本书的翻译也有所裨益；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与好友周逵、董晨宇每次充满欢笑的聚会，我都会随身携带那本日益破败以至最后几乎散架的英文本《管控危机》，他们的调侃、督促、建议、鼓励和陪伴也与整个翻译过程相伴始终；在译稿完成后，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寅军老师以专业的态度和极大的耐心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并对校译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在此，我想对所有对本书的翻译给予帮助的各位师友表示感谢。当然，译稿中在所难免存在的谬误和不足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最后，我想感谢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尤其是我的妻子冯韵童，感谢她给予了我无私的爱。译事不易，他们是最好的见证者。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