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域下的英汉语言比较研究》：
“逻各斯”的提出，是人类对于语言、思维和现实这个根本哲学问题的最初解释，是一种朴素、直观和感性的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沿着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继续对语言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人类对语言的研究逐步走向理性客观的逻辑性分析。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并进行了一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论争，一派认为，语言是自然的产物，人们对语言的发展无能为力，另一派认为，语言受惯例支配，是约定俗成的，人类可以改变它。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都讨论了语言的问题，他的语言观属于“惯例派”，认为语言形成于惯例，语言的词汇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都是人为的、任意的，同时不同种族的人们虽然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人类的思想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是相同思想的不同标记。
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中有一派盛行一时，那就是“斯多葛派”，他们属于前一派，即“自然派”，认为一切词语都天然地代表着他们所指称的东西，他们对于词源的研究很感兴趣，同时还提出了语言的符号象征和符号意义，后来的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古罗马时期，语言学的发展在古希腊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其中最著名的语法学家瓦罗（Marcus Varro）受“斯多葛派”影响较大。他把语言研究分为三大部分：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提出了派生构词法和曲折构词法，还区分了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与体态（完成和未完成），并且分析了主动和被动两种语态。到了中世纪，欧洲的科学文化加速发展，语言研究也更加深入，除了拉丁语之外，其他语言的语法论著也相继问世。经院哲学影响下的思辨语法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开始较多地探讨句法和词类的基本功能，句法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神学，宣扬人文主义精神，在语言学方面也大大拓宽了研究范围，开始探讨欧洲当时使用的一切语言，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这就打破了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统治语言学的局面，语言学的发展步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许多欧洲语言的第一部语言著作相继问世，各种词典也相继诞生。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受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人们通过对多种语言的研究积累，发现了大量的语言现象证明语言之间有亲属关系，在这一时期，语言学家们逐渐为全世界的语言划分了较为清晰的“谱系”，出现了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两大流派。19世纪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洪堡特、施莱歇等，他们搜集了丰富的语言资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创造出科学的分析方法，为后来的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奠定了基础。
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终于迎来了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索绪尔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整理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索绪尔无疑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对20世纪的各个语言学流派有所影响。索绪尔区分了几个主要的语言学概念，如语言与言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同时他还是符号学的创始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提出了“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概念，认为符号学研究对语言学至关重要。总之，索绪尔为他以后的语言学派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道路，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指出了总的方向。
在索绪尔之后，出现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三个结构主义学派，他们同时出现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中布拉格学派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音位学，他们也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又常被称作功能语法学派，他们对于语言学的影响巨大。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他的理论又称为“语符学”和“新索绪尔语言学”。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