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地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蛇芯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摄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摄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住。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骂咧咧，说：“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上，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时，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清楚具体的数额，但有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师傅最疼她。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说道。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孽都可以宽恕，并将归于尘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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