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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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前后，在北京，我和几个老朋友相约聚会，其中有位朋友是成就斐然的编剧。这位编剧朋友去聚会的地方，路上正好途经我家，他负责开车接送我。和他有日子不见了，我们随意聊起刚过去的春节，问对方都在哪儿过的年。编剧朋友是东北人，新近在安徽徽州屯溪区买了房子，全家人自然就在风光宜人的新家守岁。我依旧老样子，每年寒假总是要回成都的，3月份学校开学前再赶回北京。我告诉他，待我离开时，成都已是春暖花开，机场附近的田园，油菜花恣肆盛放，黄灿灿一片，真是美不胜收。即便已经在成都停留了将近两个月，我还是对它依依不舍。
听罢我的话，朋友笑了，他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成都。你应该是成都那种气场中的人。”我略有些惊讶，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这与我的自我认识并不相同。于是，我提及另一位也是在北京工作的成都籍好朋友，我说她也是成都人，她比我在成都待的时间更长。朋友说：“她没有你适合成都，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成都的气息，你就有。”我自然对外地人眼中成都的形象相当好奇，便追问他“成都的气息”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讲气息并非确定的介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告诉他，到年底，我可是在北京生活了20年(至今已有26年)，已经超过我在成都生活的年头。他摇摇头，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多还是指童年少年时期的浸润和影响；成年之后，一个人固有的本性难以被改变……
我的朋友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看人看事老辣犀利。他随性的看法却勾起了我对“我与成都”关系的浮想联翩。苏东坡有首写成都蚕市的词，最后两句云：“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对作家来说，“流年之悲”恰如“白驹过隙”，几乎与生俱来。正因为离开了成都，一别两宽，我并不单纯是由于怀旧，却也早早就开始书写成都。30多岁时，我写的关于成都女人的随笔，发表在《成都日报》上，被不少当地朋友看到。有赞同的声音，也有不赞同的意见。听到家乡人的反馈，无论褒贬，我都觉得很享受。那时，我把自己放到成都之外来谈论它，以为这样就能更客观。我毕竟没有定居在成都，30多岁也还年轻。成都一北京，几干千米的距离，隔着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枝节，我打量成都的眼光或许就变得相当挑剔，只是当时并不为我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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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适合成都吗？我是成都那个氛围和气场中的人吗？从读大学起，在火车上、校园里，出差的时候，或和新朋友聚会等的时候，凡是碰到陌生人互相猜测籍贯，几乎从来没有人会猜到我是四川人。听说我是正宗成都人，人家也都不大相信，说是不像。不过，我明白，之所以说不像，多半是因为我个头高，一张长脸，并非典型的四川人模样。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四川口音却不重。
人，总是想要认清他自己，认清自己又如此之难……
成都有两千多万人，他们性情迥异，气质不同。“一娘生九子，九子大不同”，妈妈在表扬哥哥批评我，或者表扬我批评哥哥的时候，最爱这么感慨。话说回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老话也是没错，潜藏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地域基因，总是会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显露痕迹。我们身边确有不少这样的例证：随着年龄增长，某些人身上的“家乡性”反倒更为明显了。人是环境的产物，所谓“土特产”，也是适用于人的吧。
中国自古就是家国情怀浓重的国家。于是乎，真君子或是大丈夫须得以四海为家，小人才怀土。我不是大丈夫，放之四海就比较想家，虽然从未达到“乡魂入梦”的程度，到底还是更接近于怀土的小人，真是拿自己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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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的父母亲均在他们18岁那年，从各自家乡的中学毕业，来到成都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成都丁作。爸爸是四川峨眉人，妈妈是四川自贡人。爸爸热爱他的家乡峨眉，有亲戚来就会刻意讲上几句峨眉话，过一下瘾。妈妈则不喜欢自贡，她很少主动回家乡。妈妈对家乡的疏离曾引来外婆对她的埋怨，小姨也不太理解妈妈为何对家乡的感情如此淡薄。一个人越是敏感，对他出生和成长之地的认识就越复杂，其情感指向就绝不可能只是单向度的。
爸爸妈妈在成都生活的时间超过了一个甲子年。他们在此学习、_T作、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也将在这里终老。从年轻时候起，他们就没有想过要去别的城市生活。爸爸的工作让他时不时到全国各地去出差。那个年代，中国人往往定居一隅，较少流动。爸爸能够到东南西北的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杭州、南京这些洋气的城市去公干，去开眼见世面，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好生羡慕。可是，爸爸出差回来，每次都会对我们感叹：“还是成都好啊！你们不晓得，还是我们成都巴适(四川方言，意思是舒服、漂亮)……”我却偏不以为然，认为爸爸不过是对成都更习惯罢了。
当然，爸爸妈妈并非一味地维护成都，他们对成都也有很多不满意之处。但我听起来，他们对成都的批评更多只是自家人的抱怨，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在这个偏居中国西南部的城市生活，他们特别踏实心安。每次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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