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零新集》自序
《随笔》是一本我读着很喜爱的杂志，起初却并没有去投稿的意思。那是1987年，一天我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情节，于是写了《改写曹操的一段话》这篇短文。这篇文章，在我，可说是有感而发。文章里说“打败仗的时候，就不要奢望没有人反水”，这时候，正是我打败仗的时候，因为出版了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受到查处，我们社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这时，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它也许适合《随笔》，就寄去试试看。没想到它很快就在这年第5期刊物上刊出了。开了个头，我就陆陆续续向《随笔》投稿了。积久也就刊出了许多篇。现在要出“《随笔》文丛”，我请编者从这许多篇里面挑选出现在还可以让读者看看的这些篇，编成这一本。
1988年我应邀出席贵州日报社主办的杂文笔会。那真是杂文界的一次盛会。许多著名的杂文家，曾彦修、邵燕祥、蓝翎、牧惠、舒展……都到会了。那次笔会的热门话题，是议论那时有人提出的所谓“新基调杂文”。什么是“新基调”呢？用它的提倡者所下的定义，是“自觉地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从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明白这“新基调”是一种怎样的基调了。与会者都不以这种“新基调杂文”为然，都写了文章批驳。我也写了《两条分界线》一文，没想到发表之后它还真引起了反响。“新基调杂文”的提倡者在他办的刊物（请恕我忘记了刊名）上发表专文骂我，说《两条分界线》一文“近似胡扯”，于是我就写了《正是“近似胡扯”》一文来回敬它。也许是因为我这种挨了骂还很高兴的态度，后一篇文章发表以后再没有什么反响了。我曾经想把骂我的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杂文集，附录在我文章的后面，让读者对照看看，岂不有趣。可是责任编辑说不行，这样做必须事先得到作者的授权，同意转载。这样我就没有能够模仿鲁迅编印文集的办法了。
《随笔》2008年第1期发表了薛涌先生的《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一文，开始，我并没有去看它。因为有读者向编辑部写信对这篇表示了不满，编者要我说说我的看法。薛涌这一篇全面否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文章，以鲁迅为最主要的靶子，以最轻蔑的口气说“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甚至要追究《阿Q正传》对山西黑砖窑中的奴隶制度、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这些事情应负的教唆或影响的罪责。他用他自己和他的子孙都愿意永远流寓在外国这种态度作为论据，证明“中国文化是个失败的文化”！这样的逻辑论证恐怕很难服人吧。于是我写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这一篇。
我曾经应命为一些朋友的著作写序。2011年我把到那时为止所写的编成一册《序和跋》在海豚出版社出版。这以后我还写了一些。本书中收了为闵抗生先生作的《尼采遗稿夜读记》序言一篇。鲁迅和尼采的关系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书中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例如，“‘不做一切人的奴隶！’——这就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人的告诫。”“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我完全赞同这些意见，很高兴写了这一篇序言。
2019年我偶然得到一部《谭延闿日记》排印本的复印件。原本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数位资料库2012年编印的。长沙定王台文化市场一家书店的女老板送了我一部十册。谭延闿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翰林，诗文都好，特别是其中有许多历史细节资料。我看了，立刻写了《〈谭延闿日记〉中的李小溪》这篇。因为李积芳（字小溪）是李锐的父亲，李锐1996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我心中的人物》书中收的《我的父亲》就是写他的。我这一篇正好供李锐那一篇的读者参考，就把它寄给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刊登在2019年5月号上。接着我又写了谭延闿与江霞公、谭延闿与孙中山寄给《随笔》了。江霞公不论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一个必须怎样重视的人物，我因为他的名字在鲁迅的《而已集·谈“激烈”》里出现过，就把《谭延闿日记》里和他交往的事情抄下来。孙中山可是大人物了，《谭延闿日记》提供的资料甚至可以补正《孙中山史事编年》这样的大部头著作。
《曾老与〈鲁迅选集〉》这篇，是为纪念曾彦修先生逝世写的。曾老晚年，我有幸同他交往颇多。这篇文章只说他邀我协助他编辑《鲁迅选集》这一件事。我当然乐于从命，也做完了他让我分担的那一部分任务。可惜这事最后还是流产了。编《鲁迅选集》这件事我自己做过两次。一次是2013年为海南出版社编了一部三卷本的，一共五十万字。那时我为了省事，第一卷创作部分，采用了《鲁迅自选集》；第二卷早期杂文部分，采用了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我自己编辑的只有第三卷《鲁迅后期杂文选集》。我写的《〈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就登在2012年《随笔》第4期上。另一次是2020年为岳麓书社编的一部四卷本的，一共一百万字。创作部分所选的比《鲁迅自选集》多了许多；所选早期杂文与瞿秋白所选《鲁迅杂感选集》也不尽相同，像《“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这些鲁迅传记的重要史料，是不应该不收的。我为这个选本另写了一篇《〈鲁迅杂文选集〉序言》，现在就选收在这本书里。这一部《鲁迅选集》我做得比较用心，在校注方面，比以前的版本似乎略有进步。
“《随笔》文丛”按说只收在《随笔》上发表的文章，可是本书最后两篇却不曾在《随笔》上发表。一篇是《都是偏见》，它写好后，最初是向《随笔》投稿的，可是好几个月不见回信。我想，大概是不用了。于是改投《东方文化》，《东方文化》编者很快回信，说决定在2001年第2期刊出。不久收到《随笔》决定采用的通知。我赶忙回信：这一回就请你们千万别用了，要是《东方文化》登出来，接着《随笔》登出来，都是广州的刊物，那多不好！还以为我一稿两投呢。这一篇和《随笔》可说有一点缘分，收在这里也许是合适的。还有一篇是《从“一屋图书”说开去》，这一篇没有全文发表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我这个出版行业的从业人员，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只有纸质的书，没有电子书的；现在是纸质的书和电子书并存的时代：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电子书完全取代纸质的书的时候。不知道那时还有没有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时的出版社卖什么给读者，也不知道那时的作者怎样发表作品和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报酬。以我贫弱的想象力，实在想不出来。”我收在这书里是想请朋友们也帮我想一想。
我这本书，内容很杂，有述往事的，有怀故人的，有读书笔记，有给朋友和自己的书写的序，有正正经经的议论，也有和人开玩笑的文章。总之，杂得很。我想不出一个可以概括全书内容的书名。前人用过《拾零集》的书名，以为很是切贴，于是模仿一下，名之为《拾零新集》。朋友，您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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