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历史-现代史学的生成》：
维科对语言的深层历史性的“发现”，与现代文化理论家们最终宣称的他们自己的发现并无轩轾。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整个神话都贮藏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维科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在许多基督教民族的语言中，以天来指称上帝的用法”便是一个例子，并且恰当地将其与异教的古史及所有这些民族的心态联系起来。从一个更根本性的层面而言，这一发现暗示，只有当维科做了一种语言的转向之后，他才能建立他的《新科学》：他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制度的世界，因此人类科学的任务最为相似并且也必须模仿的便是对文本的解释。他正确地看到，语言创造了一个明显的人类领域，一种包含规则、标准与概念的精致框架，没有它就不可能建立更不用说去理解世俗世界的真实情况了。“总结一下，一个人实际上只是思想、身体和语言，而语言仿佛在思想与身体之间”（第1045节）。
对这种神话历史研究而言，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维科用他语言学的发现和理论去探索特定的历史文本与案例，譬如罗马法，在他独特的解释下，便成了一种“严肃的诗篇”（severe poetry，第1037节）。以“荷马的诗歌是古希腊人风俗的民政历史”为假设（第156节），维科为自己的著作获得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对真实荷马的发现”，这一点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几乎不为人所知，甚至直至今日仍不失激进。他大胆地宣称，荷马时代在希腊历史中属于一个英雄但又完全原始的时期；它的英雄们，像是阿基里斯，只是“诗性人物”，反映出希腊人野蛮的道德和社会规范；最后，荷马本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更不用说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唯一作者了。相反，“希腊人自己就是荷马……我们的荷马确实活在希腊人的口头上与记忆里，从特洛伊战争到努马时期，整整460年之久”（第875-876节）。
所有这些发现或者（我们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最终使维科在罗马神话的基础上，构思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全新解释与重建。远早于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维科便抓住了“民俗传说”（vulgar traditions），并将其作为罗马历史及有关罗马历史的最真实的证据，特别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大众的主要是平民的传说与李维及李维之流的官方贵族版本相比，更少受民族主义的、学术自负的偏见影响。“民俗传说必然具有公众信仰的基础，它们因此而产生，并且被整个民族在长时间内保存。本科学的另一项大工作便是重新找到这些真相的依据——随着岁月的迁移以及语言和习俗的改变，流传到我们时的真相已经被包裹在谬误之中”（第149-150节）。为了克服这种谬误，维科发明了一种“新的批判艺术”，它是“在隐晦而传说的历史中发现真相的火炬”。他坚定地相信，诸神与英雄们的大量传说，包含着有关罗马社会真实起源与转型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传说在一开始都是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神话（mythos）、传说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veranarratio）。但是因为它们起初大部分就很粗糙，后来便逐渐失去了它们个体的意义，接着被篡改，并由此变得不可能，晦暗不明，令人反感，以至最终不可相信。”对这些故事最初意义的重建以及对它们“诗性真实”（poetic truth）的破解是为了揭开有关其创造者们的“历史真实”（historic truth），他们最初是如何想象，又是如何塑造他们的世界的。因为“诗性真实是形而上学的真实，而不和这种诗性真实相一致的物理真实便应当被看作是错误的。由此产生出诗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思考：真正的战争领袖，举例来说，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想象出的戈弗雷（Godfrey），而所有不是始终和戈弗雷相一致的领袖便不是真正的战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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