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文集（第3卷）：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
按照这个例证所涉及的范围来说，它是正确的。今天，更精细的一些方法支持它的结论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们既承认这个例证所要确立的可能性，同时也承认相反的可能性。这些方法超过了李嘉图例证的范围，它们陈述了决定究竟是这种还是那种结果将会发生的各种表面条件。纯粹理论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不外乎此。为了预测实际的结果就必须有进一步的资料。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论，李嘉图的例证表现出另一个有趣的特征。他考虑拥有一定数量资本和雇用一定数目工人的一个企业，它决定采取机械化步骤。于是它给予一部分工人以建造机器的任务。当机器建成之后，它就可能将修建机器的那些工人的一部分解雇。利润可能最终仍然不变（在通过竞争的调整消除了任何暂时的利得之后），而总收入将要减少的数量恰好等于从前支付给那些现在被“释放”了的工人的工资数量。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工资）资本的观念几乎是这种说明问题方式的精密的复制品。李嘉图之强调由此而来的人口过剩，也酷肖马克思之强调剩余人口。马克思常常用“人口剩余”这一名词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替换物。李嘉图的学说被他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但是，在李嘉图所想象的有限的目的范围内可以通得过的东西，一旦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一薄弱基础上所建立的上层建筑时，就变成十分不确当了——实际上是，另一个不合理的推论的来源，这时没有由于关于最后结果的正确见解而得到补救。他自己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的有条件的悲观结论，就好像后者的突出的例证是唯一可能的情况，同时，他甚至更拼命地攻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暗示的含义的作家们。这种暗示是：即使采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带来损害，可是机器时代对于劳动总会有好处。（补偿理论对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是挺讨厌的东西。）
他有各种理由采取这种办法。因为他迫切需要给他的后备军理论找一个坚固的基础；除了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这种理论是为两种基本的重要目的服务的。第一，我们看到，由于他挺讨厌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事情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放弃了我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个主要支柱。这一支柱被一个由于经常重新产生而经常存在的后备军所代替。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原文如此，中译本是第24章。——译者注）里的著名的词句，不仅是这一卷的最高结论，也是马克思全部作品的最高结论。为了引申这些词句，他所采用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的特别狭义的看法是至关主要的。为了让我的读者看一下能很好地说明马克思对某些方面热衷而对另一些方面轻蔑的态度，我将把它们全部摘引出来——比眼前讨论的问题所要求的更全面。不管它们究竟是一些并非如此的事物的合成品还是预言的真理的中心，原文是这样：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了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夺的总量则跟着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在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页。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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