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子与江南文化》：
构建江南儒学道统
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吴公子季札观乐论乐，表明江南吴地较早受到礼乐文化影响，但总体来说，其时江南吴地受儒学的影响甚微。正因为如此，言子南归传播儒学的礼乐文化思想、崇文尚和思想，在当时和以后对于吴地文化转型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言子江南传道是平等的思想传播，是民间的讲学授徒，因此吴人在接受儒家先进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原有文化因子，从而形成了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格局。虽然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当时游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江南儒家文化传统依旧薄弱。这就有了南宋接引子游传统的历史壮举，持续地对吴地接受儒家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江南文化发展依然存在着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江南文化多元格局在南宋以后仍然保存，如吴地文化多次融合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开放特质，吴地自然环境尤其是多水所形成的智慧钟灵，吴地人口逐步膨胀密集所形成的勤奋民风，逐步显现出鲜明的江南文化特质。二是言子以文学得圣人一体，但其在江南开创的则是“南方之学”（朱熹）。南宋以后，吴地江南弘扬子游传统主要是学道爱人的弦歌之政、礼乐尚和的崇文重教、领恶全好的个人修为等，有大量的现存文献为证。而儒学中更多形而上理论、理学中要旨心性之学，在江南吴地影响并不深远。其重要原因在于江南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南北的差异，相对而言，南方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比较注重学术思想的创造性，不喜形上思辨而务求实学。明万历年间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有载：“吴人之不讲于学也久矣！或有讲者，纵横驰骤，闻者倾折，顾睨其名实，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讳且谤也。”这说明就一般情形而言，苏州人对讲学并不热衷，他们无法接受夸夸其谈却名实不符的讲学者。苏州人对于理学讲学活动的缺乏兴趣或者不以为然，其结果就是：到了明代，苏州如此人文荟萃，却在理学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李卓颖）。
儒学在吴地如此的传承特点，更加彰显出子游传统的重要意义。因为人们从子游身上发现的学道爱人的弦歌之政、礼乐尚和的崇文重教、领恶全好的个人修为等，可以在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之中，提升江南文化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品质。因此，江南人士谈论儒家文化影响，总是乐于引入言子话题，认同言子是江南文化的始祖，肯定子游传统是江南文化的文脉。江南人士对于言子感情是亲切的，对于祭祀言子是自信的，对于继承子游传统是自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江南文化现象，它深刻地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也融合在江南文化特征之中。明代陈子龙撰有一组七篇专论江南地位的文章，从综合地理条件、具体的水利与地质特征、土木建筑技术、养蚕丝织业、女性能力、水产资源、文章与艺术个性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江南在历史中所确立起来的重要地位，即“惟兹吴土，为国本根”“我乃知吴于国家如此其重也”。陈子龙将吴土，也就是江南赋予了伟大的明朝国家之根基的地位。而最后的归结则是：作为国家根基江南的确立，“实惟有吴风教固殊焉”。这里的“风教”就是指意识形态层面的精神及其教化，它是以“吴”的传统为基础的，而“吴”的风尚与教化与他处不同，自有其固有的特色。这里所说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有吴风教”，“更多是属于狭义的文化，也就是本文提出的研究领域——江南儒学。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流虽然存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我们取儒家为主流的认识”。“毫无疑问的是，陈子龙所谓‘风教’，虽然不排除各种精神系统，但显然是以儒家为基本指向的。”因此我们认为，“实惟有吴风教固殊”，突出强调的是江南儒学历史传统所固有的风教特征，而江南儒学之中就包括深刻而持久地融入江南文化的子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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