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届新生入学一两个月后，工学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都要到新宿舍同工学院的新生见见面，讲讲话。
我是1943年考入航空系的。记得那一年的见面会，院长施嘉炀、机械系主任李辑祥和电机系主任章名涛、土木系主任陶葆楷等几位先生都来了，航空系由助教吴孝达先生代表，地点是昆中北院高台上的大教室、昆北北食堂。
各系介绍情况时，系主任自然也要为本系“宣传”一番。我还记得机械系主任讲到该系毕业生出路时，提到电工器材厂。其后，电机系主任在讲话中反驳了几句。同学们为之粲然。这就是联大教授间的民主。
工学院的老师们讲话自然热情洋溢，新生们听了也很兴奋。但兴奋之余又怎样？等到逐渐明白了工学院的严格要求以及了解到升入二年级的前提条件之后，不免觉得迤西会馆的大门有些森严了。不过，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朝气，知难而进；同时也明白，要拿工学院的毕业文凭，只有用功，别无他途。其实，又何止工学院，联大的各学院、各学系统统如此，都是马虎不得的。
从一年级开始，便要适应课堂英语。先生讲课用汉语，但中间常夹着英语单词、短句。物理、微积分不用说了，经济学简要也是如此。我记得萧魁嘉先生直接说、直接写demand curve，而不说“需求曲线”。黑板上呢，也大多是英文。我的物理学受教于郑华炽教授，微积分则是钟开莱先生和许宝录先生教的。他们的板书全是英文。
中学毕业进入联大突然换了一种听课习惯，自然难免紧张。课本呢，物理尚有萨本栋先生所著《普通物理学》，其他课程则谈不上中文本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即使英文本也缺少，因此要靠课堂笔记。先生讲课是“中西合璧”，学生记笔记也是“中英并举”。后来，到高年级时，英文水平有了提高，笔记也就“全盘西化”了。
堂上须能听懂、记下，课后要能阅读原文课本。可以想象，这须在英语上下多少功夫。大一英文这门课也帮了不少忙。因为那时还没有所谓“专业英语”，大一英文又自成体系，全校统一教材。一个大学有那么多系，也实在无法针对各系的特殊需要来什么专业英文。
刚开头的确有点慌，但反复听听也逐渐听懂了，再一看书，书上的字好像有声先生讲课时的声音。碰上生词，不觉提高了水平。到了高年级，不但听讲记笔记不算什么，自己也能说几句简单英语了。
顺利地通过一年级的考试，暑假期间把少得可怜的行李搬到拓东路，换了一个天地。宿舍的大门向南开，进门向左5米左右是一个小院子，石板铺地，面积约100—150平方米，四周都是两层楼，木结构，瓦顶，比新校舍的土坯墙、茅草顶的宿舍确实好多了。只是小院子被四周的楼房包围，成了“天井”，没有新校舍那种宽舒之感。
北楼楼下是宽宽的通道，摆上几张桌子，就是小饭厅，没有凳子，只好站着吃饭。穿过这通道向北，就到第二进院子。
东楼从前院延伸到后院。它的南部一角，有一个学生服务处，是基督教青年会办的，里面有书报供阅览；冬天在那里还有棉大衣出借，我冬衣缺少，就曾借过两冬。当时主持这个服务处的是机械系的学生吕彦斌，后来他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名设计师。东楼饭厅的东西墙，则是贴壁报的地方，各种海报也贴在这里。
后院之东有跨院，伙房、水井、厕所在这里。井旁的盥洗台，后来在西边一点搭了个小棚，装了大桶、喷头，提一桶冷水，爬上梯子倒进木桶，可以冲一个冷水澡。不过我好像没有用过。我愿意有空的时候步行到大观楼，在草海里游泳、洗澡，前望苍郁的西山，仰观蓝天白云，可以松散一下。
前院之东也有一个跨院，南面是几间平房，院内有简单的双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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