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校风和校训
杨光社
一、西南联大的校风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风，不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传统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新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系、渗透、影响以至融合而发展形成的。在三校原有的基础上，经过融会贯通、发展创新，形成了既与三校有共同之处，又独具特点的新的联大校风。笔者1942-1946年在联大师院国文系后转文学院中文系毕业，对联大校风有深切的感受。我以为，联大校风概括起来是：“民主自由、严谨认真、团结合作、开拓创新。”
（一）民主自由
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蔚然成风，“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举民主堡垒之称号”，是人所共知的。现就治校方针、培养目标、组织机构、教学科研与民主运动等几方面简述如下：
1.治校方针
西南联大治校方针，是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与国民政府的教育统制政策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而形成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态度比较积极，在政治上开放了某些民主，在教育上开始由平时教育向战时教育转变，对教育的控制亦有所放松。西南联大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逐步形成民主治校的方针和一系列制度。后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日益加紧，对教育的控制也日益严格。1939年3月，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蒋介石在“训词”中说：要以三民主义为“教育的最高基准”，要求“齐一趋向，集中目标”。国民政府乃向各大专院校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大学教师资格审查、聘任、待遇、休假办法及大学课程科目表、学籍管理、统一招生制度等。1939年下半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1940年又发训令，要求联大遵照“部订”课程科目表组织教学。对此，联大师生反感强烈。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讨论通过文件，对教育部上述规定和训令，逐一提出异议：（1）“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而出新，而学术乃日臻进步也。”（2）“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重视大学教育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3）“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4）“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5）“教育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忽然智周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最后，提出要求：“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此呈文由常委会报请教育部，将本校作为例外，实行独立自主的民主办学。由于广大师生的要求，联大在课程设置上，除少数课程是照“部订”科目执行外，其他课程均按初期在原三校课程基础上，调整变通排定，组织教学，效果良好。
2.培养目标
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强调重视“实用科学”，从而贬低了文理科。公费待遇优先照顾工科学生，招生及选送留学生，工科录取比例往往比文理科高。这种轻通才重专才、轻文理重工科的教育方针，引起了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反对。联大常委梅贻琦一向主张大举应以“通识为本，兼识为末”。此时，又在《大学一解》中指出：“通专并重”，不易实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在《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中指出：“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更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眼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现象。……大学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潘光旦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中提出主张：“即使是工科学生也应该着重培养成工业领导与组织、理论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学校领导还以校务委员会名义上书，对教育部只重专才、不重通才，只重实用科学、不重文理科的方针提出不同意见，并要求在公费待遇上“泯除学院之别”，取得一定效果。
3.组织机构
西南联大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充分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有常委会、校务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主要任务是审议教学方案的改进，研究学生的管理；学生的毕业成绩与学位的授予，审议常委会或校务会交议的事项；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虽是咨议性质，但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生学习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教授会主席由常委会主席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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