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们长沙临时大学同学250人,教授50人左右,徒步离长沙向西直走到一千里外的昆明新校去,这可说是开了世界上课最长路程的新纪录。参加徒步长征者于2月20日出发,在恰恰68天之内走完了这路程,每天步行15里至50里,平均每日约走24里,最后于4月28日到达昆明。
临大系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三校于1937年秋季在长沙联合成立的,这时候日本空中的轰炸与烧夷弹的燃烧已将南开校舍化为平地,同时日人在北平的军事行动,亦使清华与北大无法在平开课。可是,临时大学的寿命却见得不长,巨大的日机,每从并不遥远的根据地出发,挟了死亡的武器,频来探访长沙。这足以打碎临大对于平宁和自由的希望,在此地求学是那么的紧张。
经过1938年的早春,情形变得格外严重,因为战事飞速地扩大到扬子江上游的地带来了。看样子学校的迁徙是急不可待,于是临大当局便决定主意,这一次一定要将学生撤至敌机不能飞达的内地去,他们就这样决定了迁至云南省,中国西南的后方门户。平静时候,云南省是并不多大重要的,但随着抗战局面的展开,它却成了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冲要地带。在从前,1915年的革命,蔡锷领导起义,向北推进,终于推翻袁世凯的帝梦,在今日,中国国家的生存处于绝续存亡之秋,它将是培植青年以充实抗战干部和建设人才的地方了。
现在,另有一个光荣应归落到滇省,即是连同四川,该省行将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与教育的中心,临大新址,就设于该省省城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
当临大决定将学校撤至内地以后,学校当局当前就逢到一个难题,那便是用什么方法移动这一千学生、一百教授和为数不少的办事人员以及学校的仪器设备。这个问题,鉴于湘滇间现在的运输情形,确是不容易解决的。
经过了一番商议,终于决定了绕道而走的办法。先从长沙搭车,取道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走水路到海防,然后从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
但两头乘火车,中间坐船,大半的行程必须在异国的土地上驱驰的。这种旅行办法,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学生——他们想顺便在迁到新校的路上看看自己国家的内地情形——以及心向科学与抱有社会学见地的人,远不感到兴趣,而且也太平静了,对于青年的精神不相合适。
这种见地,大学当局颇表同情并且了解,就是湘省当局也是如此。所以,学生们要求徒步行走湘滇之间的一千里路程,两者当局均加裁可。
湘省主席张治中既全盘赞同这个提议,便指派一个退职的军官洪锡和上尉来领导我们经越华中这带疟疾传染且有几区是盗匪横行的区域。洪上尉那时在省政府当一名顾问,虽然已上了年纪,但特别适宜来领导这次长征,因为他不仅曾经当过兵,惯于跋涉,而且还极其熟悉这次长征所经历各地方的地理情形。至于这次长我们的西南联大.家国卷征学生的人员选择,是以一般的身体状态以及在大学里学业的成绩做标准的。所有参加的人都须经过彻底的体格检验,以确定能否抵挡得住种种苦难,这在如此艰辛的旅途上是可以预料而碰到的。下面一段日记的摘录足以显出参加者对于跋涉长途所表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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