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言： 有关传统医学的文化逻辑与现实意义景军 何明??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今年开设“健康人类学”专题,其中包括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内容.第一批选用四篇稿件,其中三篇有关西南少数民族仪式治疗,一篇关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黔南卫生制度建设.四篇论文的耦合之处,是传统医学的本体论和实践方式与文化逻辑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所谓传统医学的本体论,即涉及病因和诊疗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与唯物主义认识论之重叠.回顾历史,所有传统医学的缘起,都离不开神药两解的辩证论.这就是说,传统医学一方面以鬼神作祟解释疾病产生的缘由和防御疾病的策略,另一方面依靠实用理性作为诊断和治疗基础.易言之,如果说“厌胜”是传统医学本体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那么有关气候变化导致“时疫”的观念则是另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这四篇论文中,张琪有关“白裤瑶”仪式治疗的研究,是作者在广西南丹县瑶族村寨从事将近一年时间的田野研究的一部分.在白裤瑶的观念中,疾病的成因是阴间“德拉”对人体的破坏.“德拉”分为神灵、恶鬼、亡者,疾病的成因,被归于神灵的不悦、恶鬼的贪婪或亡者的不满,仪式治疗的目的是取悦神灵、驱鬼除邪、慰藉亡灵.张琪认为,以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经典阐释,仅仅强调了仪式治疗的精神慰藉作用,而没有重视仪式治疗的灵验问题.至于何为灵验的问题,“白裤瑶”的相关看法包括身心痛苦的减少或消失,也包括仪式对人与神关系的调整.张琪的结论是,在医学知识暂时无法做到全面普及的当下,仪式治疗起到的舒缓性心理辅助功能非常重要,其意是说一旦医学知识全面普及,仪式治疗的功能就会消亡.这样的结论多少有些简单化,因为在接受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还接受仪式治疗的案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对做出此类选择的患者而言,两者并不冲突.李小芳、罗木散撰写的论文,将张琪顺带提出的灵验问题推到极致.这篇论文同样基于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四川省美姑县彝族“斯色毕”仪式治疗的效果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谓灵验.在很多人看来,仪式治疗不过是一种“迷思”,其效果没有医学价值.李小芳、罗木散却告诉我们,主要针对痛风、关节炎、风湿症的“斯色毕”诊疗仪式,不但使用禳除咒和止疼药,还将戒酒、预防劳累损伤、规避盲目治疗等道理,也纳入仪式,以其庄重性和群众基础,规劝人们改变导致肥胖症、高血压病、糖尿病以及其他代谢性疾病的生活方式.根据这篇论文作者的推断,诊疗仪式达到的慢性病预防效果,远比以病论病的临床策略和公共健康宣传更有效.既然如此,在彝族地区,国家推行的慢病防治工作,与仪式治疗之结合,实属必要,遗憾的是此等认知仅限于在彝族地区长期工作的一部分医生.庄柳有关四川省美姑县民间信仰的研究,也确认了毕摩诊疗仪式在彝族地区的普遍性,提出讨论的问题却不一样.这个研究以医患关系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毕摩诊疗仪式牵扯到的社会信任问题.作者认为,仪式治疗出现有失灵验之际,并不会影响毕摩的声望,其原因有二.第一是失败的原因可以用“命相”互抵或“运气”之说解释.第二是医患关系伴随着高度信任,毕摩的社会身份是帮助患者化险为夷的善士,而不是要从中获利的市侩.病家对毕摩的回报,并非看重治疗效果,而是对善意相助的回馈和对彼此信任的维系.若换一种方式表达,倘若失去对善意对信任的认同,医患关系就会从生命信托之道,偏移到别处,尤其在高度商品化的卫生体系作用之下,生命信托之道,必然让位于市侩之欲和消费之心.与以上三篇论文不一样,李飞龙有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黔南卫生制度建设的论文之重点,在于说明国家行动之统一.其分析显示,即便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卫生制度,是沿着大一统模式逐步推进的,尽管这一进程带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在黔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卫生体系扎根在民族医学,尤其是苗医学.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入和增加,中医在局部地区形成了另一套卫生体系.晚清至民国,医学传教士成立的诊所和政府主持的防疫行动及医院建制,成了黔南第三种卫生体系出现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制度建设,以“合作诊所”途径将中医和苗医学纳入其中,同时以传染病防治工作和组织举办少数民族卫生员培训班的方式,将西医也纳入其中,但是规避了黔南其他民族的医疗传统,对被认为属于封建迷信的仪式治疗,更为嗤之以鼻.然而,正如李飞龙所说,在体制之外,少数民族村寨仍存在大批“巫婆神汉”,所谓的“迷信活动”,忽隐忽现,受打击之后,转入地下藏身,但从未泯灭.如同前面三篇论文所示,仪式治疗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逐渐复苏的过程,而且成了我们于今可以审视医疗多元主义历史与现实的一面透镜.总之,这四篇论文的耦合之处就是对传统医学的文化逻辑和现实意义之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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