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30•60”目标的庄严承诺后，低碳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关绿色经济发展、低碳转型的讨论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为国内领先智库，对这一领域始终保持高度关注。此次，论坛编辑部撷取了30余篇与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相关的文章，编纂成集。从内容来看，涉及“双碳”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与之相关的经济转型及风险应对、ESG投资和碳市场建设、金融支持双碳等主题；从作者来看，他们或是分别具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特邀成员、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和特邀嘉宾等身份，经常性参与论坛的研讨活动，或是在金融相关领域现任或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是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都具有很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务经验。这些文章既贴近现实，从操作层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也不乏对理论问题的深度探讨。此次以“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为题，将其集结出版，立此存照，既体现了论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也是对已有成果的珍视。不过，为了突出作者在实践领域的优势，本书没有专门设立理论研讨的章节，这倒为我写作本序言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虽然我没有能力、也并不打算做出一个关于此课题的“理论思考”，但是，从相对超脱的层面提出问题，这个序言或许可以起到对本书的拾遗补阙作用，既作为一个导读，也提出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把绿色发展同时作为主线和增长点
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和积极贡献，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做出的描述，就包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要求。从这一重大部署来看，实现绿色发展，有两条既缺一不可、又并行不悖的路径。
一方面，作为新发展理念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应该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各个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回答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的系统理论体系。从绿色发展这个总体发展理念出发，要求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推进绿色金融，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高，并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能源利用的电气化替代、碳捕获、碳交易等科技和制度的创新。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在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下，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在人口负增长和进入老龄社会的新国情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需要探寻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新动力。从外需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危机的全球努力，必然对绿色产业的供给产生新的需求，给中国探寻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提供新的机遇。从内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过程融为一体，毕其功于一役。相应地，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对绿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
例如，绿色转型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赋予这个转变以时代内涵和现实内容；与高端化和智能化一道，绿色化也是中国制造业保持竞争优势、稳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一项关键举措；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能源革命和能源转型、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等，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部署，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对相关产业的强劲需求。
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思维范式转换
把绿色发展同时作为主线和增长点的理念，涉及思维范式转换和认识方法论更新，我将其称为从“取其轻”到“取其重”的转变。人类从最初开始关注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到如今面对迫于眉睫的气候危机，始终受到一个传统思维范式的困扰，即把发展的需要与保护自然的需要看作一种“替代取舍”（trade off），两者之间似乎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面对这种不得不做的抉择，通常应用的原则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种替代取舍的思路，归根结底不能解决与当事人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理念上的冲突始终存在，利益相关方的激励不相容更是经常产生“合成悖论”，导致共同行动的失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认识“和谐共生”应该超越替代取舍的思维。理论界的旷日持久争论，如今也形成了足够多的共识，长期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可以反思传统观念，进而实现思维范式转换。
从实践上，完全可以形成更具双赢性质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格局。一般认为，减排和除碳方面的技术，绝大多数已经存在。此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成为通用技术中的通用技术，足以成为解决气候危机和实现绿色发展中的科技新支点。应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挖掘已经存在的技术潜力，在清洁能源、除碳、碳捕获等诸多领域形成产业乃至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可以获得绿色转型的红利。这种“取其重”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激励相容。
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将各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函数归于一统。描述微观主体行为动机的传统经济模型，追求简单、简洁和因果关系的单一性，假设经济行为人只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在解释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时，这种经济理论往往捉襟见肘。诚然，经济学也在外部性的概念框架内讨论资源环境等问题，但是这类讨论往往外在于理论模型。英格兰银行前行长、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认为，相比于以往讨论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问题表现为一个“地平线悲剧”，其外部性的范围超出了商业周期、政治周期和技术官僚体系的视野。而且，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如果把这种外部性剔除在经济模型之外，就不可能在利益相关各方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激励，把全球气温控制在可接受程度的共同行动也难以落实。
市场并不只是一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个包含更加丰富内容的制度安排。现实中，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应该仅受价格信号的引导，还需要受到各种必要的外部约束，后者分别以政策、规制、社会责任和其他契约的形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方向。影响发展可持续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关乎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问题，乃至涉及人民福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护等问题，都应该同企业预期利润一样，纳入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这个范式转换将有助于在实践中找到有效的双碳目标实现路径，并使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有内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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