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探索，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等。

谢本师

章太炎

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 ：“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选自1906年11月15日《民报》第9号） 

“谢本师”

周作人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先生初从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觉得光复一时不易成功，转而提倡国学，思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可悲，亦复可感。国学讲习会既于神田大成中学校开讲，我们几个人又请先生特别在家讲《说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见到先生。《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供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

民国成立以来，先生在北京时我正在南方，到得六年我来北京，先生又已往南方去了，所以这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做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 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然而性情总是天生的，先生既然要出书斋而赴朝市，虽是旧弟子也没有力量止得他住，至于空口非难，既是无用，都也可以不必了。

“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书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称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 ：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选自1926年8月28日《语丝》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