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批评理论：走向辩证批评》：
奥斯威辛凝视着我们，以风化的废墟提醒我们某件不可发生之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它将启蒙理性的阴暗面与人类自身的怪物性放在眼前供后人直观。“之前”的文学和“之后”的文学在断裂的历史中被逼人绝境，阿多诺甚至在《文化批评与社会》（1951年）中提出经典的“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写诗是野蛮的。作为事件的奥斯威辛的独异性在于它是人们无从经验之事，不管人们如何哀叹“不可理喻”、“不应该”、“要批判、反思、超越”，奥斯威辛如其所是地出场，它打断进步主义的幻想，将未来推人未知的领域，任谁也无法保证类似事件不会重现：“趋向形而上学的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摧毁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一致性的基础。”反思性的思想面对的是不可化约的苦难，无从猜度的情感和以不同方式侮辱的肉身，它成为无法被诗化的“绝对否定性”。在《否定辩证法》（1966年）中，阿多诺隐晦地“承认”奥斯威辛之后不让写诗也许是错误的，但这只是“也许”：“奥斯威辛之后，在情感上，我们反对任何关于此在肯定性的空谈、反对此在无罪于牺牲者的肯定性的断言、反对从牺牲者的命运中榨出任何一种被如此耗尽的意义。”阿多诺指向的是那些仅会宽慰、赎罪、神秘化罪恶的文学，奥斯威辛真正的启示在于启示的不可能性，它是同一性的哲学、诗学无法对象化之物，任何主体在它面前都是有罪的，甚至是那些幸存之人。
阿多诺的追问在此处达到极限：奥斯威辛之后是否还应该活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仅凭偶然得以幸存的极少数，依靠冷漠和遗忘继续生活，不能如此的人只能再次被它捕获。冷漠在阿多诺看来是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又是奥斯威辛得以发生的根源，幸存者于是向施暴者偏移。不论阿多诺的意识形态批评是否过于激进，我们不得不承认慰藉、宽容、赎罪、正义等词汇在此时的浮夸。奥斯威辛之后直至当前的时代，在巴迪欧看来，见证了任何一种文化理念的失败，在对《否定辩证法》的解释中，他指出阿多诺的美学判断实际上是事关存在的判断：“我们只不过是在奥斯威辛幸存下来的人们。在这样的范畴中，鉴于存活的主体只是一个幸存者，而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永远要被迫为死者哀恸，那么，正义是不可能归还给奥斯威辛的死者们的，他们的死亡只会是毫无意义的，不会得到任何救赎。由于正义不能被履行，有罪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客观的现实性，在奥斯威辛之后，世界已经彻底改变，除了每个幸存者尽力用行动抵抗类似事件的发生，其他的举动，尤其是审美活动，显露出无法掩盖的虚伪，甚至会因为无力理解奥斯威辛事件的本质，走向对它的遗忘和背叛。从否定辩证法得出的论断于是比之前更加决绝：“奥斯威辛之后的所有文化，连同对它们的急切的批判，都是垃圾。由于文化在其故乡中毫无抵抗地发生的事情之后得到了恢复，文化就完全变成了它曾潜在地所是的意识形态。”
此时让我们回到诗学问题。诗化的语言可以穿透不可思之事吗？大屠杀文学、诗歌、回忆录、访谈、评论、历史叙述、证词、心理分析记录等文本形式可以在奥斯威辛之后赎回被遮蔽和遗忘的存在吗？当我们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坐在书桌前舒适的人体工学椅上，冷静地或激愤地敲击键盘，搜肠刮肚地再现奥斯威辛时，我们的脸上显露的可能正是野蛮之相。于是文学成为被伊格尔顿和米勒称为“美学意识形态”的事物，因为我们需要将事件审美化，好让我们开始毫无歉意地继续偷生。面对奥斯威辛，来自德国的大师们许诺的“去蔽”、“澄明”、“绝对”、“理念之感性显现”等诗性神话失去信用，我们唯一还能用来支撑文学存在的只剩下见证的功能。成为见证者，似乎注定成为普里莫·莱维、让·埃默里等幸存者的宿命，他们的个体叙事与审判、历史编纂等行为一道构成对大屠杀的见证。在《否定辩证法》出版的同年，埃默里在《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1966年）中将自己的写作指认为“证词”而非解释，他试图从酷刑和死亡经验的细节中，贡献反思性的“启蒙”精神。他从具体事件出发，将事件还原为事件，不加任何“澄清”：“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没有任何东西愈合了。”在难以卒读的《酷刑》一章中，埃默里以文字和沉思的方式再次走入曾令他崩溃的拷问室，还原用刑的过程和内心体验，而这就是他唯一能做出的反抗。
但集中营幸存者的见证同样存在危机。保罗·利科指出：“一个见证要能被接受，它必须是适宜的，这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地剔除那些会产生恐惧感的极端怪异之处。幸存者的见证是难以满足这一严苛的条件的。难以交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见证者本身同事件之间没有距离，他们都是事件的参与者，没有‘旁观者’。”而没有旁观者的第三方见证是无效的。于是我们虽然可以出于怜悯和同情去相信幸存者的见证，但这里的相信或理解又转变成了它从根本上反对的无仲裁的审判。但我们仍然需要文学语言的中介，因为连形成关于奥斯威辛事件的概念都来自叙述性的语言，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只有在叙述中才能得到呈现，进而被旁观者理解。我们可以不信任某种历史编纂学，也不信任个体的灾难史叙述，更不去信任诗人的事后呓语，但除非通过他人的叙述，我们如何切近事件本身？如何反思性地理解这些不可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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