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的逻辑（企业家精神与有为政府）》：
正是由于生产和金融的分裂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方式，企业家往往更偏向于通过股票买卖而不是企业运营来获取财富。凡勃伦写道：“在交易中也有一个很大部分，企业家所企图的只是对产业作暂时的控制，以便提前抛售或获取某种间接利益；那就是说，交易是有着战略意图的。企业家这时的目的是对某项工业设备——比如在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某铁路线或某钢铁厂——获得控制，以便以此为根据，从事于进一步的交易，再从那些交易中猎取所指望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努力的目标就不是在于如何维持工业设备的恒久效力，而是在于如何影响目前的市况，或别的大户的心理，或投资者一时的信心。”更为甚者，企业家还热衷于采用搞垮其他企业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因而企业的逐利行为对财货生产所造成的破坏也就更为严重。凡勃伦写道：“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家的当前企图总是想在某一点或不止一点上破坏或阻碍工业操作。他的战略往往是倾向于反对别的企业利益，他的意图往往是借助于某种经济压力的形态来表现的……（这）往往要使有关的工厂受到挫折，使整个工业体系引起或多或少的紊乱。”
再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蜕化为一种价格体系：企业经营主要是依靠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来获得优厚利润。相应地，企业界就广泛存在着欺诈行为，并频繁地出现企业间的集中和合并，这是资本主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凡勃伦写道：“一般地说，凡买卖行为，其目的倘是在于使某些工厂或工业操作联合起来共同处于某个企业家控制之下的话，则所使用的手段往往是如何使这些工厂或工业操作在它们原有的业主或经理各个经营之下难以继续存在。”同时，企业家们之所以热衷于企业并购，主要原因不在于提高原企业的运营效率，而是通过壮大市场势力来获得转移收益，或者通过影响股市而在买卖间套利。因此，企业合并和扩展过程中往往会进一步扩大财货制造和金钱盈利之间，以及组织效率和所有权扩展之间的矛盾。凡勃伦写道：一方面，“在工业合并工作中，关于工业操作走向进一步紧密和扩大组织的措施，在实际生活是否行得通，生产上是否经济，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是属于机械的性质的。由此发生的对工业合并的有利条件不是企业家所创造的。这些都属于工业技术方面的事情，是服务于工业的那些人的工作，不是企业家的工作”。另一方面，“就企业家的立场而言，一项新的合并计划，它的效果如果只是生产经济、效率提高，是不够的……企业家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动机，吸引他的是对他个人或对他所属企业的经济利益。他所努力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实现一个工业上有利的合并，而是要使合并在那样的所有权情况下实现，从而使他得以控制巨大的企业力量，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他的真正目的是所有权的扩张，不是工业的效率”。
特别是，随着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大于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以致到19世纪末，就出现了通过限制生产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托拉斯垄断组织。凡勃伦把垄断组织称为既得利益集团（vested interest），既得利益集团和“无主所有制”一起就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感兴趣的是保持尽可能高的利润，主要途径则是通过垄断来限制产量。正是由于把赚钱当作唯一动机，这就使得企业家不能也不愿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反而还会为保持高额利润而阴谋破坏技术。显然，这与那些技术员、工程师，以及与“机器过程密切联系”的生产者们存在根本性不同，后者的目标在于鼓励、设计生产手段和机器以促使真实产量最大化。这也意味着，在企业合并的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不是“工业上的合宜和适用”，而是“企业上的得失和企业方面的压力”。为此，凡勃伦指出，“一个工业巨头与其说是一个机敏干练、才具出众的人，不如说是一个伶俐狡猾的人；一个巨头的职能是金钱性质的，不是工业性质的。但他对工业进行管理时，这种管理往往具有一种主观独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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