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距离人物与事件尚未久远，经常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再加上20世纪中国的革命冲突与党派斗争激烈，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学术讨论很容易就成了声嘶力竭的历史评价与批判，出现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事件概念化的现象，偏离了追求历史真相复杂性的探索。实际上人有复杂的多面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进程有其人际关系的纠葛与偶发性的判断和抉择。
李天纲教授这本《年代记忆》，通过具体的时间段落与人物行迹，以细腻的笔触展示近代史事的细节，思考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处境与言行，抽丝剥茧一般，呈现当事人如何面对事件，如何囿于传统认知的历史局限，却要理解世变日亟，做出涉及个人与国家得失的判断与抉择。在探讨过去的历史意义时，此书也没忘记臧否近代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如何探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纠缠，如何评判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
《年代记忆》历史跨度百年，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始于鸦片战争前外国来华使团眼中的大清帝国，终于1927年，即国民党利用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建立起南京政权。选择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外国来华使团说起，有两个目的：一是，破除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教条；二是，摒弃概念化的“东方主义”看法，认为传教士是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两个目的，都挑战了20世纪下半叶大中华地区近代史的认知框架，改变了历史教学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况，质疑了以下论述方式：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明确，旨在化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反抗斗争，最后取得反殖抗暴的胜利。
其实，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政治事件作为历史演变的焦点与核心，强调的是外来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忽视了明清经济社会与文化思想转变的内在层面。历史的演化与进程，不像小孩堆积木那样可以随意拼叠，因为突发事件就发生断裂性的崩塌，而是像长江大河延绵不断的波涛，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急流险滩，甚至有悬崖瀑布，却都是后浪推动前浪，有历史的连续性，不是突然冒出的无源之水。探讨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无视16世纪以来早期全球化的世局巨变，忽略葡萄牙海商与耶稣会士东来所产生的东西文化接触，讳谈满人入关压制晚明以来开放性思维的闭锁政策，昧于知识人“自改革”的历史可能性，是难以解说中华帝国的衰微以至于崩溃，更不用说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追求了。
《年代记忆》探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事，提出不同的历史视角，放在全球史多元文化的认知架构中来探究历史事件的意义，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使人深思。我们可以举书中论述《南京条约》、戊戌变法这两个例子，以见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实在不应当硬生生套入单一教条的模式，作为学生背诵应考的天经地义答案。
分析鸦片战争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作者指出，当时中外交涉的经验中，其实有一种双方可以接受而又行之已久的“澳门模式”，但是清廷却颟顸行事，割让了香港：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县境内的华洋“分治”和市政“自治”，并不是主权“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成例，只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埠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
…………
……从权力构成上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1982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与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鸦片战争时期起，就一贯比清廷明白，知道“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20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20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与“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与耆英那样颟顸，无视国家的主权利益，在国际外交上敷衍了事。
更令人感到历史魅影总是阴魂不散的是，中国内地长期动乱与物权不彰，是租界与割让地经济起飞的动力。五口中的上海租界，虽然一开始以贸易通商为主，但很快就因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动乱，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华人，以房地产代替了贸易和商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埠以来，上海的地价飞涨，十年涨了十倍，华洋杂居也逐渐演变成华洋共治，发展出新型的社会形态。回顾百多年来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若以上海与香港为例，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再到香港回归之后，人口不断涌入，似乎方兴未艾，至今仍是房地产引领经济发展，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思考的城乡结构变化问题。
关于戊戌变法，一般总围绕着维新与保守的议题，探讨进步思想与顽固势力的斗争，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现代革新思潮的代表，慈禧与荣禄为封建反动的蟊贼。李天纲教授在《年代记忆》中特别探究了当时官场和宫廷中的人际关系与势力分布，指出戊戌变法与其后的政变，关键还是宫廷的权力斗争，无关大清帝国的生存命运：
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是一个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的内情里，原则并非重要，它只是相互攻击的借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
…………
……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的惨酷结局而告终；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
李天纲教授似乎意图指出，大清帝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已经腐朽，中央政府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也不可能实现“自改革”。一切政治纷争与政策争拗，最后都归于宫廷与党派的权力斗争，都与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口号无关，更无法达到维新与改良的实际目的。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不取决于掌握政权的中央，而出现在社会体制与思维脉络逐渐改变的南方，特别是经过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开创有前瞻性的社会结构，如上海。
李天纲教授在后记中说到，他师从朱维铮先生，一直试图联系“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化，希望通过“中学”与“西学”的接触、冲突和会通，来理解中国“近代性”的历程。本书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朱维铮先生晚年探索中国近代思想史，强调必须掌握具体历史人物之生活处境与抉择的看法。朱先生晚年以通俗笔法写的《重读近代史》，尽量跳出概念化框架，深入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剖析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潜流，经常是与集团利益与个人心态有关，不能只是“听其言，观其行”，还要探究其言行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人物性格因应事件的具体反应。了解历史，不能从理论框架出发，最后又终结于理论框架，因为历史不是哲思构筑的行为科学，历史记录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环境，做出真实的言行举措，影响了实际的社会进程。
朱先生过世之前，曾约我共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文化讲座，讨论《重读近代史》提出的议题，希望在相互辩难之中，深入探索近代史研究的多元视角。我欣然应邀前往，却惊闻朱先生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出了车祸，不能前来参加自己规划的座谈，感到十分遗憾。所幸朱先生派了高弟李天纲教授前来，阐扬师说，并发挥一些独到的见解，使得讲座熠然生辉，顺利完成任务。《年代记忆》一书原来是李天纲教授和朱先生约定，文章集结后由朱先生写一篇序，放在全书前面，呈显对近代史思考的师弟相传脉络。朱先生现已升遐，李天纲教授转而邀我代序，虽然力有未逮，也是特殊的缘分，特志于此，以为永怀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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