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缘起与术语
一、缘起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这是唐代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留给后世的定论。此语意在说明人才对于政权治乱兴衰的特殊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指1949年10月以后解放的地区,以下简称新区)建设基层政权的重要阶段。中共在新区建立基层政权同样需要数量庞大的工作人员(干部),这种干部匮乏现象在县级政权以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尽管中共中央为了接管新区,曾向这些地区随军派出一定数量的南下干部,但因新区幅员辽阔,要接管县区级以上的所有政府机构则难以满足需要。若将乡、村一级的干部计算在内,所需数量更是庞大。这一切,都使此时期中共在新区基层政权中面临严重的“干部荒”问题。
但事实证明,中共领导下的新区基层政权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如此,新政权在短短几年内,通过接管与建政,培养与提拔了大批基层干部,顺利地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县以下行政管理系统(“县—区—乡—村—组”)的建立与完善,为国家政令的传递与贯彻准备了畅通的管道。借助此次建政,新政权也将组织末梢延伸到了以前尚未触及的广大新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完成,使国家权力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其社会统合能力得以空前加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群体就是基层干部。他们位于国家与底层民众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国家必须依靠他们才能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可见,考察20世纪50年代初政权建设中基层干部群体的成长轨迹,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论题。
由于整个新区幅员辽阔,兼之区域差异较大,若以整个新区的基层干部为研究对象,不仅难以兼顾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且会使研究停留于泛泛而谈且难以深入的状态。相形之下,以县域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个问题。因为“县域既是各层级宏观政策最终落地之处,也是宏观与微观、政策与实践的反复碰撞之地,可说是考察立体动态历史过程的最佳场域”。[ 葛玲:《中共历史研究的地方视野——兼论微观个案的适用性》,载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可见,这种“精准研究”的方式,有利于研究者集中精力耙梳资料,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分析基层干部在新中国初期的成长过程。
在研究对象上,经过阅读学界已有相关研究论著以及在地方档案馆长期“蹲点”,根据所占有的资料情况和掌握的学界基本研究动态,研究者决定选取一个县——川北通江县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通江人,笔者生长于斯,熟悉该县情况,同时便于搜集资料与开展田野调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这种近乎“自我下放”[ 西方学者罗威廉以湖北麻城为个案来研究该地区700余年的暴力史,并在该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谈到,在西方学界将关注热点投放于中国大都市的文化史研究之时,他却将视野转向农村,关注中国乡村甚至边缘地区,他将自己的学术选择戏谑地称为“这是一种自我下放”。[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的选题,若能增进外界对于通江县的了解与关注,亦可算是一个游子对家乡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在研究时段上,本书主要以1950—1956年为断限,即从1950年新政权在通江建立到1956年通江县首次党代会召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50年南下干部进入通江县城,以新县委取代旧的地下党县委并建立新的通江县政权和1956年通江县首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在该县普遍建立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未仿照其他相关著作将1954年普选建政作为考察下限,如该年通江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而是将时间推移至1956年通江县首届党代会召开。原因在于,与同级政权相较,党组织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县委—区委—乡支部”是贯彻上级党组织指令的关键路径,在此后的地方政治中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完善,才是农村政权建设的重要分水岭。
二、术语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说明本书的研究主旨与问题意识,笔者需要对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进行简要阐释。
首先,本书标题中“政权建设”的“政权”,是指新解放区县级以下行政系统,主要包括的层级为县—区—乡—村—组。事实上,乡是国家行政体系的最低层级,而乡以下的村、组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但鉴于村、组干部数量最为庞大,在贯彻国家政令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且对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重要性更是随着此后农村合作(集体)化程度的加深而递增。换言之,20世纪50年代针对乡村出台的诸多政策,例如土改、合作(集体)化、统购统销等,都是借助这些村、组干部之力才得以顺利完成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此,本书将乡级政权以下的层级,例如村、组亦涵盖到研究范围之中,并非无视它们在性质上与乡级政权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
其次,本书中的“基层干部”,是指在县级以下行政系统、民众团体中任职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普通工作人员,还包括上级下派到乡村执行政策的工作队员。总体说来,根据不同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初期县级政权中的干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第一,按照任职机构划分,主要分为县、区、乡级党政系统和县级以下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农协)、下派的工作(团)队成员以及村(组)干部。村(组)干部则包括村长(后为代表主任)、村级武装队长、小组长等。
第二,按照干部来源划分,主要分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在通江县中,外来干部主要是南下干部和非通江籍干部,而南下干部则又分为北方籍南下干部和通江籍南下干部。本地干部则主要是通江籍干部。
第三,所谓“乡村干部”,本书主要泛指乡、村、居民小组三级干部。正如前文所言,乡政权与村、组事实上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其中的干部自然亦不应被混为一谈。本书之所以将他们混同称呼,主要是相对于不少北方籍的县区干部而言,20世纪50年代初新区的乡、村、组干部则全部从本地提拔产生。因此,本书将乡与村(组)干部统称为“乡村干部”,主要是将其与北方籍的县区干部相区别,意在凸显前者的地方化特征,并非否认乡干部与村组干部性质的不同。在涉及村、组干部的内容时,“乡村干部”仅指村、组干部,不包括乡一级工作人员。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共和国史)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界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因国外尤其是西方学界的共和国史研究起步很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陆续发表论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其在共和国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令国内学界无法忽视,其中一些论著甚至是开创性的。相比之下,国内的共和国史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已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但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限于篇幅,笔者简要归纳与介绍国(境)内外和本书相关的研究状况。
一、国内
中国大陆学界的共和国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前国史研究处于初兴阶段。当前国内关于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史的研究,在政治史领域大都集中于制度梳理与沿革,特别是在政权建设等方面更是成果丰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论著(文)。鉴于政权建设与本书主题不是直接相关,故介绍从略。总的说来,学界目前已有的相关论著大体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大类。
宏观性研究主要涉及苏俄干部制度的源流、中共的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中共以“以俄为师”著称,因此苏俄党的干部制度,对中共影响巨大,并成为中共后来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来源。冯佩成对苏俄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运作机制与影响做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冯佩成:《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建华对从中共建党到改革开放后的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该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联系中共建党以来的干部队伍建设经验,总结其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对策。[ 王建华:《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俄党与中共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以上作品,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共干部政策及其队伍建设的“前世今生”。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年,特别是在初期,新政权既面临迅速稳定政局的任务,又为此后运作机制的日常化做了重要准备,这段时间形成的诸多治理模式与管控机制,为此后数十年所沿袭。近年来学界已经开始了对这段历史时期的干部问题的研究。大体说来,研究者主要从此时期的省主席任命、干部收入分配制度沿革、干部整风与教育等方面展开。例如,陈德军从声望、人缘与地缘的角度,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任命问题。[ 陈德军:《声望、人缘与地缘——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440页。]杨奎松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演变。[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刘维芳从干部教育与整风整党、巩固团结等层面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宏观归纳。[ 刘维芳:《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此外,围绕此时期的干部教育问题,目前学界已经有数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专题研究。李跃新、王红霞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干部教育及其转型进行了专题研究。[ 李跃新:《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王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两篇论文题目尽管相近,但各有侧重:李文主要在归纳1949年前中共干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对1949年至1956年的干部教育内容、体系、基本特点以及成就与不足进行考察;而王文则在回顾中共建党以来的干部教育后,重点考察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在干部教育方面出现的转型,并探讨其转型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周竞风从1949年至1956年的江苏省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入手,分析干部队伍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型过程。[ 周竞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在微观研究方面,学界目前围绕本主题的学术论著相对较少,但在为数较多的基层政权建设的个案性研究中对干部问题有所涉及。例如张济顺对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基层组织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新政权通过对“里弄”的改造,为居委会这个特殊的组织建立奠定了基础。[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在农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陈益元以湖南醴陵县为个案,对1949年至1957年农村基层政权从常规党政系统的建立到大跃进时期的“政社合一”,做了长时段的考察。[ 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1949—1957年湖南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国内目前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少有的一部以县域为个案研究的著作,具有明显的开拓意义。此外,他还就此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评述。[ 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陈益元作了细致的学术综述,故在此不详细列举。参见陈益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述论》,载《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12期。]这些论著都涉及了基层政权中的干部问题,但因题目所限,大多注重分析建章立制,而对政权中“人”的作用关注不多。此外,其他一些个案研究也涉及干部问题。例如贾滕以土改为背景考察了河南商水县的乡村社会秩序重构问题,在论述中对该县的基层干部问题有所涉及,如干部的来源、待遇以及组织整顿等。[ 贾滕:《土改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重构——以河南商水县为个案的考察(1947—1954)》,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5—160页。]
目前对乡村干部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为数不多,主要侧重于集体化进程中乡村干部的行为与训练研究。马维强等人借用高王凌的“反行为”概念,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个案,考察了集体化时期乡村干部在公共管理事务中谋求自身利益、满足自身心理需求而形成的利己模式。[ 马维强等:《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反行为”研究——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满永对合作化开始后的乡村干部训练班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训练班不仅是基层政府管控乡村社会的日常工作机制,更是成为国家权力日常化的载体。[ 满永:《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建国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的微观研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
在博士论文中,蒋天策以北京市为个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历史转型。[ 蒋天策:《1949—1956:建国初期干部队伍建设转型的历史考察——以北京市为例》,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干部为明确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论文。该文尽管是针对北京市的个案研究,但实际上以很大的篇幅对新中国成立前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建设转型的时代背景及特点分析,全文共七章,而关于北京市的干部队伍建设仅占两章。因此,该文体现了明显的宏观通论性特点。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为了将组织触角扩大到社会各个层面,1952年下半年,中共在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建党,在乡村社会中,在乡一级建立支部,并在乡村干部中优先吸收党员。这种政治录用的特殊形式,使中共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管控能力。作为列宁主义政党,党组织在地方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共党员在干部录用、培养以及提拔方面都占据明显政治优势。但目前学界关于农村建党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满永、何志明从乡村权力机构改组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建党,强调中共组织权力在乡村中的“扎根”。[ 满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建党——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何志明:《地权变动中的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达县为个案》,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在研究对象上,与本书相关的南下干部、乡村干部乃至积极分子,目前国内都已经有相关成果发表。具体如下。
(1)关于南下干部的研究。杨奎松考察了南下干部在新区的任职情况。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共在军事胜利后,选派大量南下干部接管新区党政军大权,呈现了南方县级以上干部“北方化”的特点,有效地建构起中共中央在新区的威权地位。该文是目前学界对于此时期中共新区干部任用政策考察的代表性论文。[ 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载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方尤其是广东等地的反地方主义,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莫宏伟通过对广东土改的研究,揭示了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 莫宏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13页。]但该书的主要侧重点在于土改,故对南下干部群体的研究关注不多。近年来学界关于南下干部研究的论著逐渐增多,有力地推进了该论题研究的深度。[ 关于近十年来的南下干部研究,参见何志明:《南下干部研究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2)关于乡村干部的研究。萧冬连从乡村干部任职后取得的政治优势地位出发,探讨了他们在推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积极性因素。[ 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这些乡村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乃至土改被发现、提拔出来,最终成为新政权在乡村的代言人。[ 胡现岭:《新解放区征粮运动中的农村基层干部行为选择——以河南商水县1950年夏征为例》,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但土改后出于运动倦怠或者对合作化持抵触情绪,乡村干部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换班”思想。[ 当时乡村干部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换班思想,在各地有着不同的称谓,如“李四喜思想”“酆斯云思想”等。参见王瑞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为此,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一场针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举办训练班,结合农村建党,使干部摒弃了既有的“换班”思想,带头加入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了合作运动的顺利实现。[ 何志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动与乡村干部教育——以川北达县为考察中心(1951—1952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满永从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入手,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进行了微观分析,揭示了从积极分子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过程。[ 满永:《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建国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中的微观研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
(3)关于积极分子的研究。在中共建政史上,除了干部,离不开一个关键而又特殊的群体——“积极分子”。贾滕以河南商水县为个案,研究了土改运动中积极分子的生成与淘汰机制。[ 贾滕:《阶段性变动:乡村土改运动中积极分子生成与淘汰机制研究——以河南商水县为例(1947—1953)》,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土改后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目标,新中国开展了一次民主建政的普选运动,吴继平考察了此次普选中的积极分子,客观地评述了他们在普选中发挥的作用。[ 吴继平:《当代中国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评析(1953—1954)以北京市为个案》,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在研究地域上,目前国内学界相关当代史论著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因为研究人员的分布地区差异,西南地区致力于当代史研究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发表的相关论文主题大都集中在征粮、土改、“镇反”及政权建设等专题。[ 曹树基、李婉琨:《“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王海光:《贵州接管初期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问题初探》,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陈翠玉:《西南地区实施<土地改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赵黎、张兰英:《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1期;李露珠:《建国初期“镇反”刑事政策的实施研究(1950—1953)——以西康地区实施状况为主要分析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冉绵惠:《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重构四川乡村权力结构的努力与成效》,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何志明、郑超:《制法·执法·违法:1950年代初川西减租退押中的社会动员》,载《史林》2015年第5期;杨世宁:《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建国初期西南区的政权接管》,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地区的干部研究,有论者从宏观角度介绍了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郭娅等:《邓小平与建国初期大西南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7期;陈洪等:《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的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论》,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其他还有关于此时期四川地区的整党、整风研究。[ 杨丽梅:《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党的建设研究(1950—1954)——以整风、整党运动为重点》,西南交通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这些既有干部队伍建设研究,大都是从党建的角度出发,在宏观层面进行了讨论。
绪 论1
第一节 缘起与术语1
一、缘起1
二、术语3
第二节 研究现状4
一、国内5
二、国外11
三、当下研究特点16
第三节 研究内容19
一、结构19
二、特点21
三、文献24
第一章 通江县的基本概况与既有干部基础27
第一节 历史沿革及社情民情28
一、历史沿革28
二、社情民情31
第二节 1950年前通江县的党组织33
一、苏区时期的通江党组织33
二、川北工委时期的通江地下党36
第二章 南下干部主导下通江县政权的接管41
第一节 接管初期各方干部的互动磨合42
一、接管过程中的权力分配43
二、接管初期南下干部的心态50
三、民主人士干部的安排59
第二节 干部的紧缺现状及其初步解决68
一、“量少质弱”68
二、留用旧职员73
三、吸收新干部80
四、小结86
第三章 建政初期的通江县乡村干部培养及其教育88
第一节 特殊的干部培养器皿:农协会88
一、农代(协)会的组织89
二、农协干部的初步更替100
三、发现与培养妇女干部107
第二节 乡村干部的技能训练和人事更替112
一、从“学开会”到“会开会”113
二、培育乡村“小领袖”119
三、乡村权力结构重组125
第三节 土改后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132
一、土地私有制与集体化目标134
二、“换班”:土改后的通江乡村干部心态140
三、思想规训中的社会主义远景教育147
四、小结155
第四章 土改中的特殊干部队伍——工作队158
第一节 土改工作队的组建与派出159
一、机构设置及其职权160
二、人员遴选与前期训练167
第二节 作为干部培养平台的工作队171
一、成员的思想动态172
二、技能习得与巩固175
三、土改后的工作去向181
第三节 “母鸡带小鸡”:工作队与乡村干部选拔189
一、包办代替及其纠正190
二、“访苦”与“引苦”195
三、传、帮、带203
四、小结210
第五章 基层权力重构:农村建党与乡村干部成长215
第一节 土改后通江农村建党的全面展开216
一、干群对共产主义的既有认知217
二、构建“共意”:建党训练班224
三、互助合作背景下的农村建党231
第二节 “扎根子”: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农村党组织240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遴选与训练240
二、组织末梢延伸:农村支部249
三、支部的实际效能:以统购统销为例254
四、区委对于农村支部的管理260
五、小结269
第六章 普选建政:乡村干部的民主实践272
第一节 普选前奏:划乡建政中的干部选举274
一、土改后的划乡建政274
二、乡村干部选举的尝试280
第二节 乡村普选的动员与实际运作284
一、乡村干群对于普选的认识286
二、普选的宣传与动员292
三、基层普选的运行301
第三节 乡村干群关系协调:普选中的国家、干部与选民311
一、普选前夕乡村的干群关系312
二、干群矛盾的调解317
三、违纪干部检讨及其处理327
四、小结337
结 语341
第一节 基层干部的地方化与中央化342
第二节 乡村干部的生成模式350
第三节 “国家干部”的诞生354
参考文献363
后 记386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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