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瓦格纳  

公认的杰出教育家，担任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常驻专家、哈佛大学教育变革领导力小组负责人，他也是学习策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常应邀在国际研讨会发表教育专题演讲。著有《用心学习》《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创新管理课》《为孩子重塑教育》等书。

建立更有价值的评估方式

在过去的5年里，测试评估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学者们研发出了能合理评估所谓高阶思维能力（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的方法。理查德·赫什博士（Dr. Richard Hersh）是这场考试革新中深具影响力的一位领导人物。在几年前担任文理学院院长时，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在活动中会跟家长或捐款人打招呼，然后我们会聊聊博雅教育是多么有价值，”赫什告诉我，“但偶尔会有人问我：‘赫什博士，博雅教育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的学校是否在提供这种教育？’在那当下，我总能应答如流，但我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 

因此，在几个大型基金会的支持下，以及在当时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史蒂文·克莱恩（Steven Kline）和罗杰·本杰明（Roger Benjamin）的帮助下，赫什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想看看是否有可能评估学生在大学里的“增值”情况，也就是学生在大学4年实际学到了什么。首先，他们与大学教授一起商榷了大学毕业生应该掌握哪些学科知识。“对于这个问题，教授们甚至在院系内部都莫衷一是，可想而知跨学院甚至在全校范围达成共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赫什直言，“但他们都认可学校应该教所有学生一套核心素养：审辨思维、分析性推理能力、书面交流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出了一个内容相对中立的评估。然后，样本学生会在大一和大四时分别参加一次评估，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在这四个方面的成长。” 

正如赫什说的“生活不是一道选择题”，现在学生们可以参加大学学习评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CLA），一个90分钟的开放性的“实作评估”。在评估中，学生要尝试解决一个“真实世界”的问题，他们需要展示自己推理、解决问题和写作能力。在我做的样题中（该评估至少有十几种不同版本的样题），题目设定在一个犯罪率很高的城市。我需要给这个城市的市长候选人解释在几个降低犯罪率的方案中，哪一个更有可能带来成效。首先，我必须评估发布在网上的8份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基于真实情况改编而来的，一份是报纸上有关犯罪模式的报道，一份是关于增加警力的研究，还有一份药物治疗的报告，等等。读完后，我必须在网上写出两份说明：一份要比较增加警力与引进药物治疗的利弊，另一份要写出候选人的立场。这个评估非常有挑战性，而评估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七大生存力掌握情况的信息。 

经过几年的研发，CLA于2003年被正式推出。CLA作为一种考查“增值”的评估获得了美国的认可，也成了业内的示范。超过250所学院和大学正在使用CLA评估学生在大学4年的学习情况。赫什和其他研发人员正在探索能否将CLA用作评估高中生的大学和就业准备情况。这个新项目被称为大学与工作准备充分度评估（College and Work Readiness Assessment， 

CWRA）。包括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霍兰德霍尔学校（Holland Hall）、圣安德鲁学校（St. Andrew’s）和劳伦斯威尔学校（Lawrenceville）在内的众多赫赫有名的私立学校都在用CWRA考查所有学生的学习情 况。教师们说，到目前为止这是测试大学所需能力的更佳评估方式。此外，CLA的费用还不及AP考试的一半，每个学生40美元左右。因此，公立学校 没有理由不采用它来评估学生是否为大学做好了准备。一些私立高中的学生在试点评估后接受了采访。以下是部分学生的反馈： 

“这简直颠覆了我对考试的认知，每个问题都带劲，很有挑战。” 

“这比我在高中参加过的任何一场标准化考试都有意思。我终于能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进来了。” 

“我认为这个考试很有创意、很有意思，还能激发思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考试方式。” 

“这次考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评估的是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使用证据的能力和写作能力，而不是SAT考试考的知识点。”

“我用上了审辨思维，还需要评估问题。我不是在凭运气瞎猜，我得根据给出的信息分析各种情况。” 

“我在这次考试中用到了我的审辨力，而不是公式、套路和单词。”

在这些小型私立学校中，每个学生都需要参加CLA。除此之外，CLA则主要用于抽样调查，即只有部分大学新生和大四毕业生会参与评估。抽查结果能告诉大学（或者在未来，告诉高中或学区），样本中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思考和交流所需的核心素养。“教师们也可以以CLA为模板自行设计实作评估去考查所有学生的学习情况。”赫什解释说。 

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是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和CLA类似，它主要对学生的核心学术能力和一些学科知识点进行轮流的抽样评估。从CLA和NAEP这两个评估中，我们总结了几条改进公共教育问责制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与其要求各州每年花费大量资金来设计新题目，并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加考试，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研发质量更高的、开放性的、考查素养的考试，并降低考试的频率，实行按人口比例的抽样评估。另一方面，抽样评估后，“问责人”就变成了组织机构，比如，学校、学院或学区，而不是个别学生或教师。CLA的魅力在于，它考查的是每位教师在每节课上都应当教授的核心素养。坦白来说，无休止的州级考试既不是更有成效的，也不是更高效的问责方式，反而会打击学生和教师的士气。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教师问责制，在本章剩下的篇幅和第6章中，我们会分享一些让师生更有效地为教学负责的方法。 

近年来，市面上还涌现出其他几种可圈可点的标准化测试。例如，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过的由经合组织开发的新版PISA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评估。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了一个被命名为“ISkills”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评估。这个在线评估要求学生在75分钟内应用各项技术完成一些任务，包括在网上获取和评估信息、在数据库中搜索特定的数据、设计一张支持某个论点的图表，以及把分析得出的信息整理制作成一个幻灯片。 

这两种评估目前尚未被任何州采用，一方面是因为其成本高于现有的考试，另一方面是更替评估方式还不是一个广泛的需求。 

然而，与州级考试或AP考试相比，这些评估方式更有希望测评出学生们在几大生存力上的表现：审辨思维和解决问题，获取与分析信息，有效的口头交流与书面沟通，甚至可能是随机应变与灵活适应。那么，怎样评估剩下的生存力——积极进取、好奇心和想象力？ 

罗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认为智力分为三种：创造性智力、分析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他深具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诸如SAT这样的评估至多只能浅显地考查一个人的分析力。斯特恩伯格一直致力于开发能测评学生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的方法。他认为这两种智力对人生的重要性相较于分析性智力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2006年，斯特恩伯格离开耶鲁大学，成为塔夫茨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目前，塔夫茨大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招生中全面使用能考查三种智力水平的评估方式。斯特恩伯格相信，这种新颖的评估手段将吸引一批与众不同的学生报考塔夫茨大学。同时，斯特恩伯格也在培训大学教师如何在课程中培养学生的这三种智力。 

斯特恩伯格突破性的举措与研究获得了全美上下的关注。不过，是否总有一天会有人开发出一套能评估七大生存力的标准化考试？对此，我们也不要过早下定论。要评估一些所谓的软实力，如团队合作、领导力、积极进取心和好奇心，你首先需要充分了解一个学生，并在一段时间内观察他或她的学习。这个过程就像是拍一部电影，而不是简单地按快门。这样的评估也无疑会用到人的主观判断。职场人士会告诉你，在大多数招聘和晋升决定中，他们更依靠主观判断而并非白纸黑字的评估，当然也不会仅靠一面之词。在面试过程中，许多公司会要求应聘者与5个或10个人谈话。在员工的年度绩效考核中，公司也常常使用“360度评估”（“360 reviews”），整合同事的评价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在考查学生的学习时，这类合作型的评估又会如何进行？ 

纽约成绩标准协会（The New York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nsortium）为校际合作树立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榜样。该协会成立于1997年，由28所高中组成。这些高中一直在共同定义和评估对高中生来说重要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实行相互问责制。他们合作开发出了所有高中生在毕业前都需要完成的“实作任务”（performance tasks）：一篇分析性的论文、一篇研究报告、一个科学实验和一个对应用数学概念的展示。你也可以把这些“实作任务”称为学业“勋章”。教师们共同探讨如何评估这些任务，外加各个水平的评量标准。至终，大学学者和商界专家这些外部人士也会参与评价学生的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内布拉斯加州在评估方面取得的成就。道格·克里斯滕森（Doug Christensen）是一位兼具魄力与胆识的领导。在他的领导下，内布拉斯加州教育部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具一格的州级评估问责制度：校本位教师领导的评估系统（School-based Teacher-led Assessment Reporting System，STARS）。内布拉斯加是唯一不采用选择题考试的州，取而代之的是写作考试。同时，每个学区还需要根据州级标准设计自己的评估系统。学区的评估可以包括口头报告、展示和项目，在实施前必须得到州政府的批准。研究员克里斯·加拉格尔（Chris Gallagher）研究了内布拉斯加州的这套评估系统。他说，大部分学区的评估是由学区的教师设计和批改的。正因为如此，内布拉斯加州甩开单纯的服从，打造出了一种能力和承诺至上的文化。 

“我们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克里斯滕森解释说，“这种模式的出发点是课堂。我们要确保课堂的教学与课标一致。接着，教学还要与该学区研发的评估方式相关联。这些评估考查的是学生应用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非简单地记住事实、数字和日期这些背完就忘净的信息。” 

上述的例子表明，我们不是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更优质的评估方式。 

这些创新的考试用师生都认可的更具动力与吸引力的方式，来考查学生更需要具备的能力。

教师的职业文化

毋庸置疑，每所学校都有尽职尽责的教师，到处都有尽心尽力的学校在训练学生的审辨思维。甚至，不少学校的教师们为了提升教学能力一直在通力合作。我会在第6章向你介绍其中的一些教师和学校。但是，这些教师和学校只是个例，我把他们称为一个中规中矩制度中随机出现的卓尔不群。我知道大多数教师和学校领导都在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并不是他们造成了教育制度中的问题。除了教师的培养与指导方式之外，问题还出在教师职业文化上，还有教师单枪匹马的状态上。 

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埃尔莫尔（Richard Elmore）常说：“教育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职业。”他的意思是，在衡量什么是有效的教学或领导力时，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不像医生、律师、会计师或建筑师， 

这些职业都有必须成文的严格执行的行业标准。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每天都在孤军奋战。由于缺乏行业标准，也没有可以学习的同事，很多事情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在我看来，天生品质与个人经验同时影响了教师的职业文化。先谈谈天生品质。自20世纪初以来，被教师这个职业所吸引的人都自带一种工匠精神。他们乐于精进某项技艺，也很享受独立工作。相比挑战与变化，这类人更重视稳定性与连续性。个人经验是，教师的培养方式以及学校里的教学安排进一步强化了教师们的先天品质。就像刚才我们也说到无论愿意与否，教师们总是形单影只地在工作。教学就像手工艺一样，有其规律性和重复性。教师们每天会把同样的课教上两三次，常年近乎一成不变地教授着同样的内容。 

这个制度得以运行至今靠的是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服从。只有过去的流水生产线才要求工人服从上级，而现如今大多数工作早已不靠发号施令、服从命令来完成了。在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我还记得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考勤表上打卡。在今天的一些学区，校长们哪怕是出去办点小事，也需要得到学区主管的许可。从国家到学区，到学校，再到每个教室，教育的权力和责任都是自上而下地在单向传递，从而造就了一种服从的文化。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文化并没有深入人心。许多教师表面上遵守着学校或学区的规定，在课堂上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随心而教。 

教师们长久以来都心照不宣地履行着一份不成文的协议：只要能让我 

在课堂上或学校里按照我的教学风格来工作，填写各类工作表格、参加各种会议、表面上迎合“一天一个样的改革”都不是问题。教室或学校从来都是教师和校长的地盘，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分包商，而把学区中央办公室的管理人员看作墨守成规的警察。校长常把自己当作一个村的村长或一个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高中校长尤为如此。即便课程已经被规定好了，许多教师还是随心所欲地教着他们喜欢的内容。的确，美国历史上优秀的教师往往都非循规蹈矩之辈，例如，黛博拉·迈耶（Deborah Meier）等教学先驱一直坚信要教所有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不过，这其中也有许多教师枉为人师。他们只会教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却没有顾及培养学生需要的核心素养。还有一些教师仍然认为，他们的教学工作就是个体面的过场：“学生没学会不关我的事，该教的我都教了。” 

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通病”就是都不愿意批评他人或评价彼此。我的同事埃尔莫尔的另一条金句是：“教育行业是个充满善意的‘安乐窝’。”这可不是句表扬的话。现实情况则是管理层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管理层想要好好评估教师，他们也没有接受过评估教学或指导教师这方面的培训。而且，没有几个学区主管会让手下的管理人员深入课堂，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毕竟一般来说，管理人员的工作是确保食堂井然有序、校车准时运行，以及家长的投诉能得到基本的回应。当管理人员踏入教室，开始对课堂“指手画脚”时，他们就撕毁了那张不成文的协议。也就是说，教师和校长一直把教学的自主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掌上明珠。 

教育界带着这份心照不宣的“共识”安然度过了20世纪。然而今非昔比，它暴露出的致命弱点为教育变革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简单来说，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敦促学校改进教学，然而教师和管理层靠单枪匹马是无法满足这些紧迫的要求的。当前的评估方式（问责制）在考查学生核心素养上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这类考试的弊端已经对教学模式产生了深具破坏性的影响。教师没法凭一己之力让所有学生都达标，而管理层也不清楚何种指导机制能让所有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现实就是，没人能靠自己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用著/名教育领导人物安东尼·阿尔瓦拉多（Anthony Alvarado）的话说，他们意识到了“孤立是进步的敌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比以往更愿意，甚至更渴望合作、互助、彼此学习。 

试想一下，如果让教学团队定期观察课堂、讨论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他们在工作中是否会变得更高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其原因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多次前往夏威夷参与各种不同的项目。在每一次的交流中，我都提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建议用“新3R 准则”来重塑学校：精准（rigor）、相关（relevance）与关系（relationships）。在某一次交流后，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一组校长将“新3R准则” 

付诸实践。我同意了。于是，我与来自南科纳（South Kona）的6位校长进行了为期3天的研讨会。我带领他们探讨课堂上的“精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怎样教所有学生更全面地思考。

时任学区主管阿特·苏扎（Art Souza）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欣然加入了这个校长小组，和大家一起探索教学中的“精准”。第/一天，我们齐聚在一位校长的家里。首先，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几个基本问题：你如何定义“精准”？今天的“精准”与50年前的相比，在哪些方面有何异同？师生在你定义为“精准”的课堂上会做些什么？哪些证据表明这些课堂比其他课堂更“精准”？这场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评估一下我带来的教学视频。 

午饭后，我播放了一段教学视频。接着，大家围成一圈聆听每个人对这段教学的评价。上午的兴奋很快化为了失望。和之前的活动一样，大家的意见千差万别。校长们对偌大的分歧倍感惊讶。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之前从未真正分析和讨论过教学问题。之前，校长们对即将到来的听课漫步都表示很紧张。不过，看到大家对同一堂课的评价竟会如此不同之后，校长们都意识到共同观察和探讨教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

在多媒体与社交中学习 

泡着网络长大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文本互动，他们早已习惯了多媒体环境下的学习方式。奥布林格夫妇提到：“研究人员报告说，无论是阅读长篇小说还是作业要求，N世代的学生很抗拒大量的文字信息。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作业的步骤从文本说明改为图形示意后，拒绝做作业的人减少了，考试分数也提高了。”我不仅与学生进行过交流，还访谈过他们的高中和大学教师。这些谈话都证实，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讲座式的学习和仅从课本上获取信息，他们渴望更多的课堂讨论。 

相较于扎进图书馆的书堆里，N世代更喜欢在网上做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网络为他们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体验。“歌曲赋予散文意境。视频给予照片活力。议题被转化为在线投票与讨论。对N世代来说，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似乎都能在多媒体中呈现出来，”温德姆写道，“要想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我们的课堂就得借鉴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黑板上写完板书、布置一份阅读作业就万事大吉了——教师们得把这类过时的观念抛之脑后了。各种多媒体，如电视、音频、动画和文字会更吸引N世代参与到学习中。” 

一旦开始在网上搜索信息，N世代的学生们就会发展出约翰·西利·布朗所说的“信息导航”的能力。这是一项非同小可的能力。布朗认为：“未来世界需要的素养是人们有能力成为自己的图书馆员。你要知道如何在混乱、复杂的信息中游刃有余地找到方向。不会‘导航’的人很可能就会成为21世纪的文盲。”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森·弗兰德（Jason Frand）在对学生们进行了观察后表示，今天的大学生希望与他人互动，还想要从各种信息源获取信息：“这些具有信息时代思维的学生，他们希望教育能够强调学习过程，而不是灌输一本本知识点。他们希望成为学习社区的一部分，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成为学习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他们抗拒像电视节目那样的广播式学习（或在阶梯教室里埋头记笔记）。” 

赞誉 

序言  

前言   

第1章 职场新环境与七大生存力

生存力#1 ：审辨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存力#2 ：跨领域合作与影响型领导力 

生存力#3 ：随机应变与灵活适应 

生存力#4 ：积极进取与勇于开创  

生存力#5 ：有效的口头交流与书面沟通能力 

生存力#6 ：获取与分析信息的能力 

生存力#7 ：好奇心与想象力 

第2章 过时的学校 

双城记 

在军队教育系统里听课漫步 

公开不为人知的“差距” 

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第3章 关于考试与评价的那些事  

成为合格的公民，已准备就绪？ 

上大学，胸有成竹？ 

参加大学先修课程 

重新定义教学中的“精度” 

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建立更有价值的评估方式 

新型评估背后的分歧与成本顾虑 

为什么更精准的评估会举步维艰？ 

接受精准的新定义，评估中也要考查核心素养 

第4章 重塑师范教育  

师范生之路 ：拿到从业资质也对教学一知半解  

在公立学校教书，教师评估走形式 

在私立学校教书，无反馈独自摸索 

身为校长，琐事缠身，无力顾及教学 

一个商人的教师之路 ：教书绝非易事 

师范教育与外界脱钩，教学领导力培养不足 

教核心素养还是知识点？ 

教师体制的另一种可能 

教学管理者所需的素养 

教师的职业文化 

组建实践共同体，从一座座城堡到整个王国 

如何大规模推行培养教学领导力的项目？ 

总结 ：还差一块拼图 

第5章 激励今日的学生、明日的栋梁 

在数字时代长大成人 

信息时代思维下的3种新型学习方式 

年轻一代是交互型的生产者，还是孤岛型的消费者 

让思维和创造力回归课堂 

为人师、为人父母的新定义 

职场中的意义感与尊严 

不造人，何以造物 ：积极适应年轻一代的好雇主 

勇往直前与心不在焉的差距 

第6章 兼顾职场与学业需求的学校——激发学生的兴趣、愿望与热情  

高科技高中：以项目式学习培养科学素养 

大都会地区职业技术中心：一个学生，一种教法 

弗朗西斯·W. 帕克特许基本学校：设计跨学科教学与学生成果展示 

结语：一些答案，更多问题  

好学校与好课堂是什么样的？ 

来自家长、教师和社会各界领导的问题 

开启崭新的对话：我们的孩子路在何方？ 

作者漫谈

评估的重中之重：所有毕业生都为上大学、进职场、履行公民责任做好了充分准备 

评估学生对核心素养的掌握情况 

教师之间通力合作且坦诚相待 

资助教育研发 

“研发”之余 ：打造创新文化 

后记：时运不济，千载一时 

糟糕的时代 

美好的时代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