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 （James Cahill, 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曾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高居翰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主要作品包括《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等。

很高兴见到拙著中国晚期绘画史系列第二册的中文译本问世，因为就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写作生涯而言，本书在在都志记了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第一册《隔江山色》的篇幅较另外两册要短，内容也简单些。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在开拓各种研究方法，想要让各种“外因”——诸如理论、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其他面向——跟中国绘画的作品产生联系，但在当时，我毕竟还是罗樾（Max Loehr）指导下的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仍以画家的生平结合其画作题材，并考虑其风格作为根基；至于风格的研究，则是探讨画家个人的风格，以及从较大的层面，来探讨各风格传统或宗派的发展脉络，乃至于各个时代的风格断代等等。

及至1970年代中期，我在撰写《江岸送别》时，已经变得比较专注于其他的问题，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局限于上述那些问题而已：譬如，注意到了以地方派别来归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复杂性；以及在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画作题材和风格之间，我看到了一些明确的相关性。关于最后这个问题，我在1975 年密歇根大学所举办的文徵明研讨会当中，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论文，指出唐寅与文徵明二人，除了都是伟大的画家之外，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家类型，无论是他们的生平或是绘画皆然。同时，我也提出，艺术家因其生活模式（我们在中国人的记载当中便读到这些），而展现出某些特征，同样地，其在绘画作品之中，也会展现出一套仿佛是互相对称的风格特征；也因此，唐寅和文徵明基于其现实的处境，不可能互换位置，也不能画出跟对方相同的作品。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此一对称现象也同样适用在同一时期其他画家身上，因此，可以拿来为此一时期的画家作广义的“分类”之用。于是，我主张除非我们能够推翻这其中的关联性，或是提出反证，否则，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些关联，并探索其意涵为何。在这之后的20 年里，此一观察从未被推翻，但也从来没有被全面肯定过。前些年，我在中国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当中，重新就这个题目发表了新的论文，我仍然希望其他的研究者，能够严肃地面对这个重大的课题，好好研究艺术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所选择的题材及风格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而不是（像我的一些同仁一样）一味地坚持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重要性；或者是推说，吾人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谈这个问题；或乃至于昧于我所提出的这些关联性，而仍然坚持，所有的艺术家不管怎样，无论他们爱画什么，要怎么画，都还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

我相信这本书另有一些创新的特点，但由于上述的议题聚讼纷纭，致使读者的注意力有所偏离。譬如，在第四章当中，我们探讨了一批画家，他们大多数是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的时候，活跃于南京，其社会地位大约介于“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之间。而在我的讨论之下，这些画家首次被放在一起，并且被当作一个族群（Group）来看待；这一新的分法，如今已经广为其他同仁所接受并引用。而在第一章与第三章当中，我对所谓“浙派”的讨论，要比以往绘画通史的处理方式，来得更为宽广、细腻，而且，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我处理“浙派”的态度，还是要比其他的学者更具有同理心。虽则如此，我对浙派的阐释，如今已经有一部分被班宗华的杰出大作《大明画家》（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 ）一书所超越与修正。此外，我在撰写本书之初所定下的种种研究方向，也在下一册的《山外山》之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我很欣然得见《山外山》的中文版能够与本书同时问世。尽管这两部书早已行之有年，但我希望，中文版除了能够对艺术史学界的研究有所贡献之外，同时，也能够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进而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