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永建自选集》：
爷爷叫陆英松，1904年出生，属龙一一属得其所，一辈子游历四方：生于杭州，8岁迁居上海，14岁到南京学医，上海沦陷后，先后逃难到重庆、四川、浙江等地，最后定居福建。
我从小就在爷爷家生活。那时，爷爷月薪50多块钱，奶奶是家庭主妇。除了每月给太婆（爷爷的妈妈，住上海）寄10块钱生活费外，每天早饭后，爷爷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给奶奶，作为我们仨一天的伙食费。那时物资匮乏，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每人每月猪肉半斤、面粉1斤、油3两、米23斤等。似乎除了空气、水和青菜以外，其他都要按计划供应，尽管生活艰苦，但很幸福。当时颇为时髦的“四大件”一一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我们家早就已经有了两大件，至于自行车和缝纫机，我们家基本用不着。在我读幼儿园和小学期间，还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除了过年爷爷和父亲各给一块的压岁钱外，就是平时卖一些废品的收入，全年合计也不过六七块钱，但足够一年买小人书、学习用品和一些零食的开销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爷爷常教导我：“好木头，既能做棺材，也能劈了当柴烧。”见我听不懂其意，爷爷接着又解释说：“既要学会做皇帝，也要学会做乞丐。”我由此知道，男子汉，要经受得起大起大落和大风大浪的考验。
爷爷对我要求很严。学龄前，他就在墙壁上挂着一大一小两块黑板，他每天早上在小黑板上写五个字，教我识读，知其大意，接着就要我每个字在大黑板上用粉笔抄十遍。晚饭前考试一一爷爷读，我默写，如果有一个字写不出来就要挨骂被打，直到考试合格，才能吃饭。如此几年下来，我在上小学一年级前，就已经认识500多个汉字了。在读一年级的时候，爷爷让我用钢笔抄信。有一次，我抄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才抄第三行，就被站在身后的爷爷发现抄错了一个字。按照爷爷的提示，我立刻涂改更正，结果还是少不了挨打。爷爷身材魁梧，力气大，打起来痛得直钻心底。我一边哭泣一边重抄，很是痛苦。从二年级开始，爷爷就要求我没话找话地给他的亲戚写信了。每次写信都免不了或多或少地被打骂，写信成了我一个沉重的包袱。此外，他还要我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每天午饭后写一张纸一一现在，我还保存有小学二年级以来的书法习作。后来，练习书法和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每天早晨鸡一叫，爷爷就起床晨练。他总是第一个到单位上班。每次为病人治疗后，他都要用“来苏水”洗手消毒，这既是一种习惯，亦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待家人也很严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看大字报耽误了上班时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结果遭到爷爷的拍案批评。但他对待同志却非常热情宽厚。20世纪70年代初，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同事都请爷爷帮忙弄一张购买缝纫机的供应券。后来，爷爷搞到了一张票，给谁呢？爷爷考虑到，前不久他身患重病，近半年时间都是妈妈的这位同事每天到家里给他打吊针。为了报答这份情谊，最后他把票给了妈妈的那位同事。平时，如果遇到有家庭困难的病人，爷爷总是减免医疗费、手术费等。有一次，一个病人没钱买车票回家，爷爷知道后立即拿出10块钱给这个病人……奶奶得知后，责怪爷爷对家人抠门儿，对别人大方。爷爷却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爷爷的生活极其简朴。1954年从浙江龙泉迁徙到福建浦城后，他就一直住在后街那间古老破旧的4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里。有些衣服裤子破了，他就自己缝补一下在家里穿，有两双长筒袜子是三双改成一双的，有两件内衣是由多件旧内衣拼接起来的。夏天由于买不到合适的汗衫，他就把破蚊帐改成汗衫穿，熟人看了跟他开玩笑说：“您这么著名的医师，咋穿这个啊！”“没钱买呵！”爷爷笑哈哈地回答。冬天，闽北天气湿冷，他不用电热器，坚持烧木炭取暖。一个冬天下来，一二十块钱就够了。为了节约用电，家里的灯泡一律都是15瓦的，后来又换成了8瓦的日光灯和3瓦的节能灯。为了节约用水，爷爷把洗脸用的长条毛巾换成了小方巾，我百思不解地说：“用水又不要花钱。隔壁就是水井，要用多少我去挑就是了！”爷爷却说：“要知足啊。”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悟出节约是一种习惯。
平时我的朋友到家里来访，只要在家门口叫我的名字，屋里的爷爷就知道是谁来了，常常直呼其名，分毫不差，其耳聪目明和超强的记忆力让人惊叹不已。更为神奇并让我吃惊的是另一件事：2007年10月，我陪爸爸、妈妈去浙江龙泉走亲访友。在河村，爸爸专门到老房东家看望儿时的好友，并合影留念。第二天，我们返回老家后把相片给爷爷看，我问他认不认识与爸爸合影的人。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我提示道，那个人就是1949年前你们住在他家里的保长的儿子。“哦，是胡根生。”爷爷脱口而出，让所有在场的人听后都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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