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发展完善和亮点纷呈的实践之路发现，我们对生态文明认识更加深化，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更加完整、谋篇布局更加成熟、体制制度更加完善、工作成效更加彰显、国际影响更加深远。
　　我们知道，人类走过了原始文明（依赖自然、索取自然）、农业文明（顺应自然、促进自然）和工业文明（改造自然、掠夺自然）几个阶段，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自然生态也遭到极大破坏，自然环境开始报复人类社会，人类逐渐认识到要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仑尼乌斯提出，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将会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 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的冲突。 1972年，罗马俱乐部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必须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否则地球现有资源难以满足人类的持续发展。”同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围绕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揽子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各方签署，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的核心主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 5000多年发展文明史的民族。与人类发展史一致，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原始文明时期，人们依附于自然，靠简单渔猎以获取食物为生，后期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畜禽业开始萌芽；农业文明时期，随着农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广泛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靠农耕畜牧支撑自身发展；工业文明时期，人们通过日新月异的技术改造自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推动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不难看出，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走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问题。 1972年派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改革开放时期，将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政策，逐步建立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机构，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我国接轨国际、立足国情，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污染防治思路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在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向前推进。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新思想新举措，要求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创新（孙金龙和黄润秋，2021）。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生态兴衰关乎文明兴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并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资源资产协同发展；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我们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坚持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我们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目标和愿景，作出“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十年来，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全国淘汰钢铁产能 2亿多吨，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8.1亿 t，完成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8.1亿 kW，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下降到 57%左右。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绿色转型的新引擎，一批优势领域、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开发了一批带动产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技术，建立了一批国际领先的低碳、生态、节能的绿色工程，形成了一批自主可控的绿色产业体系，推动了部分产业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30μg/m3。全国地表水优良（ I~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8.2%；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降至 1%。15万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 25%，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取得显著成效，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加到 474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 18%。着力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落实禁牧面积 12亿亩①，草畜平衡面积 26.1亿亩。全国上下开展了大量生态文明创新实践：福建省积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成果，形成了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县坚定走生态立县发展之路，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获得“联合国人居奖”，成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山西右玉 70年坚持不懈造林治沙、改善生态，造就了“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右玉精神；塞罕坝林场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历经 50多年在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建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林，被联合国授予联合国最高级别环保奖项（地球卫士奖）。由事实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和坚实的步伐。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 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这一目标的确立，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生态文明建设“快车道”上行稳致远，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要抓好已出台改革举措的落地，及时制定新的改革方案，牢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明确发展是第一要义，既要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又要实现共同富裕；资源利用效率是核心，既要降低能源使用强度，又要确保可持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永恒的主题，既要实现“双碳”目标，又要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要促进我国生态资源资产与经济协同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物质产品和生态产品的双富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是应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适应新发展阶段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指引，需要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系统梳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为研判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走向趋势以及我国在其中的地位、角色和影响等，提出发挥我国引领作用的具体方案，意义重大。中国工程院“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系列重大咨询项目的院士专家团队是一支跨领域、多学科、老中青多层次结合的专家队伍，在生态文明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为完成撰写专著任务提供了智慧保障。一方面，早在 1999年，以钱正英院士为首的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内外专家，连续承担了六项以水资源及区域开发为主题的战略咨询研究，共历时 12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得到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十八大以后，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组织院士专家，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探索研究，接续开展了多期“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得到了有关领导高度重视，以科学咨询支撑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决策。2021年初，本书作者邀请曾经以及正在参与中国工程院“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系列重大咨询项目的 100余位院士专家组成了研究团队，确立了组织框架，并根据研究需要，邀请了从事生态文明研究与管理的专家，经过多次交流讨论，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大家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总结、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一书。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回答生态和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重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头看和向前看相结合原则；二是全面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原则；三是分章节编写与分篇通稿交流相结合原则；四是编写团队的代表性及学术民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