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概论
1.1 生物活性玻璃的定义、发展历史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导致部分美军士兵肢体损伤严重,且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所限,这些创伤无法得到快速有效的治疗,军队急需开发出不会被身体所排斥的生物材料[1]。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Larry L.Hench教授于1971年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无机类骨修复材料—生物活性玻璃(bioactive glass,BG)。这种新型医用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生理环境下可通过其表面的矿化沉积作用生成一种类骨的碳酸羟基磷灰石(hydroxyl-carbonate-apatite,HCA)矿化层,从而实现材料与宿主组织的化学键合[1]。此材料的问世引起国际生物材料界及医学界的极大兴趣,进而催生了“生物活性材料”这一重要的生物医学材料研究方向。
在以后的数年间,各国的生物材料研究人员又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生物活性玻璃材料,并在临床应用中取得成功。例如,1973年,德国的Bromer等在Hench的生物活性玻璃组成的基础上,通过减少Na2O含量,并引入K2O和MgO等成分,研制了一种生物活性微晶玻璃,命名为“Ceravital”,并用于颚骨和听骨的修复[2];之后,德国科学家Vogel和在SiO2-Al2O3-MgO-Na2O-K2O-F-CaO-P2O5体系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主晶相为磷灰石(apatite)晶体和氟金云母[(Na/K)Mg3AlSi3O10F2]晶体的可切削生物活性微晶玻璃Bioverit[3]。该材料能够让医生在进行植入手术时,依据具体情况使用常规金属工具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整加工,非常适用于具有复杂形状的组织部位的替换和修复,且材料可以同宿主骨形成牢固的化学键合。Bioverit被成功用于中耳、鼻、颚、颈、椎骨和颅骨等修复及颌面部整形。1982年日本京都大学的Kokubo教授成功研制出A/W生物活性微晶玻璃,其主晶相为磷灰石和β-硅灰石(β-wollastonite),还含有部分玻璃相。其中的磷灰石晶相赋予材料生物活性,而硅灰石晶相则起着纤维增强的作用,使材料的力学性能显著提升。同时材料还可以同骨形成化学键合。A/W生物活性微晶玻璃产品被用于椎骨及其他不同部位的骨缺损修复[4]。1991年,Hench教授等在发明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45S5的基础上,又研发出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sol-gel bioactive glass),这种新型生物活性玻璃,由于其巨大的比表面积、纳米级孔隙结构和良好的降解特性等显著提高了材料的生物活性,被称为第二代生物活性玻璃[5]。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的问世,对于研究人员利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备具有高比表面积和高生物活性的生物医学材料是一个重要启发。自21世纪以来,华南理工大学陈晓峰教授课题组通过溶胶-凝胶与自组装有机模板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开发出具有多种形貌、尺寸和微结构的新型生物活性玻璃:微纳米生物活性玻璃(micro-nano bioactive glass,MNBG),在后续的几年里,经过大量的细胞学和组织学研究,证明这类新型生物活性玻璃具有更好的促成骨、成血管及免疫调控功能,在骨、齿及皮肤创面修复、药物及基因控释、促进干(祖)细胞成骨定向分化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学术及应用价值,被称为第三代生物活性玻璃。
1.2 生物活性玻璃的分类、临床应用现状及研究前沿
生物活性玻璃按加工工艺可以分为: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和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按其结晶形态可分为:生物活性玻璃及生物活性微晶玻璃。按玻璃网络中主要的玻璃形成物分为:硅酸盐生物活性玻璃、硼酸盐生物活性玻璃、硅磷酸盐生物活性玻璃。
生物活性玻璃材料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性质:①生物活性。生物活性玻璃材料在植入体内生理环境后,材料表面可与生理环境发生快速的离子交换,*终通过矿化沉积作用在材料上形成类骨的碳酸羟基磷灰石层,该矿化层可以与骨组织或皮肤组织发生化学键合作用[17]。②结构和性能的可调节性。由于玻璃材料是具有无规则网络结构的无机非晶态材料,其基本结构是由硅氧四面体、磷氧四面体或硼氧三角体(四面体)等通过顶角上的桥氧相互连接成的三维网络结构。而网络外体离子(Na+、Ca2+、Mg2+和Sr2+等)则起断网作用。生物活性玻璃的理化和生物学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受玻璃网络结构的连接形式、开放程度和玻璃中离子种类的影响及调控。玻璃材料的无规则网络的结构特点使其化学组成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变动,形成一系列不同组成、不同性能的玻璃材料。而不像晶体材料那样受到化学计量比的严格限制。所以,可采用改变玻璃基础组成或微量离子添加等方法,有效调控材料的性能。对于生物活性微晶玻璃,还可以通过调整材料组成和晶化处理工艺条件,改变其微晶相种类及比例,从而调节其可降解性、矿化能力、生物活性和力学性质,以适应临床需求[18]。
目前生物活性玻璃的临床应用主要集中在骨、齿及皮肤创面修复等方面,如用于骨缺损修复的固骼生(NovaBone)[19],用于填补拔牙后牙陷窝的ERMI[20]和填充牙周缺损的倍骼生(PerioGlas)[21],用于皮肤创面修复的肌肤生(Dermglas)[22]、德莫林(Dermlin)[23]和特肤生(Dermfactor)[24]。
目前生物活性玻璃临床产品仍然还是以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45S5系列为主,其高温制备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材料的性能改善,材料的降解性能和生物活性还不够理想。而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及通过自组装有机模板法制备的微纳米生物活性玻璃,因其高比表面积,良好的生物降解特性、体内矿化特性及生物相容性,而受到国内外生物医学材料领域的广泛关注。
研究发现,生物活性玻璃之所以具有很好的组织再生修复特性,其原因之一是可以激活多种细胞信号通路,包括促进骨组织形成、牙本质形成、软骨组织形成、炎症响应、干细胞定向分化、血管形成等多种关键基因[25]。生物活性玻璃对多种细胞如骨祖细胞、牙髓干细胞、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分化行为具有显著的基因调控作用,其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材料表面化学组成、微观结构、离子释放特性及所受到的剪切应力等[26]。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报道生物活性玻璃调控不同基因表达的规律,较少涉及基因调控背后的分子生物学信号途径,因此,阐明生物活性玻璃材料调控细胞分化和基因表达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仍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27]。
第2章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
2.1 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的组成与制备
2.1.1 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的组成
1971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LarryL.Hench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功研制出*早的生物活性玻璃(BG),其被用于骨缺损修复。这类通过高温熔融法得到的生物活性玻璃组成属于Na2O-CaO-SiO2-P2O5四元系统的硅磷酸盐玻璃。Hench在设计玻璃成分时,通过适当减少SiO2和增加Na2O及CaO组分,从而使得玻璃具有较多的非桥氧(Onb)及网络“断点”数量,从而使该玻璃在水溶液中具有较高的离子溶出特性和矿化性能。另外也考虑到骨组织中的无机矿物主要为低结晶度的钙磷矿物,所以在玻璃成分设计中引入一定比例的P2O5成分。动物体内植入实验表明,该玻璃材料能够与宿主骨形成牢固的化学键合(骨性结合),具有良好的骨修复效果,且不产生不良反应。Hench将此种玻璃称为生物活性玻璃,并将其命名为45S5,商品名为Bioglass[1]。对材料的微观结构研究证明,材料具有硅氧四面体通过顶点处的桥氧(Ob)相互连接而成的无规则网络,其中Na+和Ca2+则作为网络外体处于玻璃网络断点处的非桥氧(Onb)周围,以维持玻璃网络结构的电中性(图2-1)。45S5玻璃具有生物活性的关键在于其特殊的组成和结构,如相比传统硅酸盐工业玻璃低得多的SiO2含量,以及较高CaO和Na2O含量及高钙/磷比。Hench教授后来在45S5生物玻璃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玻璃的组成范围,得到了一系列具有生物活性的玻璃组成,如表2-1所示。
2.1.2 熔融法生物活性玻璃的制备
临床*具代表性的骨、齿及皮肤创面修复用生物活性玻璃45S5的组成属于Na2O-CaO-SiO2-P2O5四元系统[3],各组分的质量分数(wt%)为SiO2:45%;CaO:24.5%;Na2O:24.5%;P2O5:6%。生物活性玻璃45S5编号中45代表45%(wt%)的SiO2,S代表玻璃网络形成体SiO2,5代表Ca和P的物质的量比为5∶1。其中SiO2作为玻璃网络形成体,构成玻璃网络的基本骨架;CaO和P2O5的引入使玻璃具有类似骨的钙磷成分,对玻璃在生理环境中通过离子交换形成类骨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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