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工作中最常被问的三个问题：
咦，听你的口音，你是广东人吗？
噢，原来是台湾人啊，我就说你的口音像是港台那一带的对吧？
那，你是台湾人，怎么跑到这里做这种工作啊？
先别乱想，所谓“这种工作”可不是什么非法的工作，不过说奇怪也挺奇怪，至少每当我跟熟或不熟的人讲到我的工作。他们都会露出“啊？！你开玩笑的吧”的半信半疑表情。
我曾经是一个内衣销售员。不是那种连锁店的内衣，是“量身订制”内衣，跑北京城各大美容院，在客户被美容师“洗脑”的差不多时冲进去，推销塑身内衣、负离子内衣、竹炭内裤等。在工作时我必须穿着洋装（裙子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化淡妆，一副宜室宜家、小家碧玉的样子。所接触的客户当然也都是女性，这份工作唯一可称得上“福利”的就是可以看见各种胸部。
瞧，这可是份正经工作，说句地图炮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台湾人，这工作只会被人视为无聊，不会被视为“奇怪”。但是偏偏在北京这么些年，北方人民总能一听就听出我的台湾口音，我连“出门儿左拐”的儿话音都发不出来，我服务过的那些客人总会轻易听出来我是台湾人。
甚至有嘴损一点的人会表示，“唉，我还没去过台湾呢，一直听说台湾现在经济可差了，年轻人都跑到上海去找工作。之前还不相信，现在看果真是啊，台湾小姑娘都跑北京卖内衣了”。
说完这一长串之后，他们通常连条内裤都不会买。 我通常面红耳赤地解释，我们公司是卖高端订制内衣，老板是台湾人，找我帮忙的。当然，这段话是自我安慰的。
更惨的是，我还是北大毕业的内衣销售员。北京大学的台湾硕士毕业生跑来卖内衣，我们虽然常说行行出状元、职业无贵贱，但要说社会上对于工作种类没有约定成俗的看法，恐怕您也不信吧？
一开始做这份工作时我自己觉得尴尬，公司内部的人却觉得新鲜有趣，我同事常常不等我开口，就兴奋地跟客人介绍“她是台湾人，还是北大的毕业生喔”。然后，客人会投来新奇（或可怜）的打量眼神。
我出生的台北，也算是个繁荣发达的城市，但是我是到北京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大城市”，人与人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在台北，你可以看见一张张冷漠的都市人脸，但偶尔会有人在视线与你对上时露出一个笑容。如果你是游客，会有更多人对你微笑，这是台湾人的礼貌和生疏——来者是客，就算我讨厌你，外表可不能显露。
在北京，永远都只有赶着上班、赶着接孩子，和一群群不知道为什么很赶的路人。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流鼻血的男人，他没有纸，用手捏着流血的鼻子，血从缝隙中滴下来落到他裤子上，周围的人都礼貌地装作没看见。我给了他一张卫生纸，他木然地接过，一句谢谢也没说。这种“木头人”，北京地铁不少见。
还有一天，我结束了一个卖出一件内裤但因为量错胸围被客人痛骂的沮丧夜晚，很难得地看见有一个女孩在看报纸，等我靠近才发现，她是在哭，用报纸遮着。那时我也差点跟着哭出来，但转念一想，我手上没有报纸，太丢人了，眼泪就跟着缩回去。
如果说我来到这个陌生、冷酷的大城市是因为“台湾经济太差”，那为什么我会来做这份内衣销售工作？
要讲述这个故事，先从2012年我离开台北的那一天开始说吧。
2012年8月，出发前往北京的那天，台北桃园机场前方排满了要返回北京的台湾人，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真有这么多居住在北京的台湾人。前面的中年台湾人回过头，看着我那堆大包小包，挂上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小妹妹，去北京玩啊？”
“不是玩，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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