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为延安整风而作
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旨在解决党历史上遗留的思想路线问题，肃清教条主义思想残余，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抗战以来入党的70余万新党员，使全党步调一致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著作，是整风运动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必读文献，也是延安整风理论上和行动上的指导。
一、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
全面抗战以来，党内许多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解决，而这些问题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阻碍。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路线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精学导读加民族化”①，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波折。纠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偏差，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曾先后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虽受到批评，但未从指导思想上得到清理和纠正，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缺乏完整、统一的认识。其中，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理论形态*完备，持续时间*长，影响*深，危害*大。“自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整整统治了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致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近100%，农村革命根据地损失90%”②，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极力宣扬他会前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也称《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观点，宣称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全党贯彻。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继续忠实推进王明的各项主张，坚持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极大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加紧反对富农，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①；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②。“左”倾错误的持续蔓延，给党的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作为这次反“围剿”的*高军事指挥者，坚持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断然放弃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③，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和敌人拼消耗。在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红军虽然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①。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党内许多人具有迷惑作用，使人们不易察觉它的危害。因此，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必须从思想上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2.遵义会议未能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
张闻天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①，这种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②，“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③。毛泽东后来指出：“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④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⑤
毛泽东也曾想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
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①但由于党员干部还没有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对政策上有什么错误容易理解，但对路线错误不理解”②。因此，归根结底须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明确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3.必须要来一个思想上的清算
经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全面抗战、持久战、游击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逐步为党内所接受，并在实际斗争中取得成效。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③。“左”和右的错误在党内始终存在，必须要来一个思想上的清算。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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