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学者对“混合经济”的理解
1.郑永年关于“混合经济”的观点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混合经济。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上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①郑永年认为，中国经济中的很多因素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中国，既有出口导向型经济，又有内需型经济，既重视国有经济的地位，也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既注重发挥市场的优势，也注重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不像那些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彻底废除公有经济，否定政府的作用。然而，它也不像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只注重公有制经济，而忽视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混合经济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混合”，是出口导向与注重内需的“混合”，是政府与市场的“混合”。
首先，所有制层面的“混合经济”。郑永年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完全私有化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破原来的僵化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原来的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到后来的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辅，再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也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拥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的改革，并不像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的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苏东国家的“休克”式改革，中国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是保留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完全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只存在了一段时间，而彻底的私有化根本就不曾发生，中国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公私并存，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
其次，从经济形态看“混合经济”。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模式一样，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并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①但郑永年并不这样认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他指出，中国能够抵御危机，表明中国经济与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等“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经济不是那种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既注重出口，也注重内需，是出口导向与注重内需的“混合”。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但相比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府一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许多地区还发展出了以满足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他认为，浙江的民营经济就是一种内生型经济，其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外资，而是来自内部。尽管浙江也鼓励外来资本，但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不仅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主要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②
最后，政府和市场的“混合”。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混合经济还包括政府与市场的“混合”，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像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一样，一切经济行为都由国家即政府来控制，几乎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同样，中国也没有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市场是万能的，经济的有序运行不需要政府的存在，政府充其量只是一个“守夜人”。中国既没有完全放弃政府的作用，也没有接受“市场万能主义”，而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的性质和作用有了不同的看法，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郑永年特别强调，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是由政府在大力推进的。③实际上，郑永年所指出的政府与市场的“混合”，就是我们所主张的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而郑永年认为，正是这种“混合”，使中国比较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因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影响着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导致经济的危机，也影响着到这个经济体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危机、预防危机。就2008年金融危机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本国的金融系统监管不严。在西方当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政府应该放弃经济功能，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证市场毫无障碍地运作，只可惜，这次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这种信仰的差错。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优势的同时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正是因为中国有大型的国有企业，才使新自由主义在实体经济领域遭到抵制，中国经济才没有彻底私有化。①联合国《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对比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就，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只靠市场力量，还要靠政府的力量，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协调发挥作用。报告的总协调官司德特革夫·科特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调控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市场机制还不成熟时，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要发展经济，更不能放弃政府作用的发挥，在法律还不完善的领域必须要有政府的存在，只是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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