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殷商灾害研究是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前1318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纣败亡的270余年间，殷商定都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商王室贵族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甲骨文。自1899年首次发现甲骨文以来，仅从安阳一地就出土有字的甲骨约15万片，这其中包括大陆所收藏的约9.8万片，台湾地区收藏的3万多片，香港地区收藏的约90片，我国收藏共计约12.8万片。除上述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共收藏了约2.7万片。从1899年到2019年，已知刻辞甲骨的数量及其收藏、著录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葛亮以孙亚冰《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为基础，对其中50余家机构或个人的收藏情况作了修订，增删相抵后，所得片数可增加2541片以上。此外又增补收藏殷墟刻辞甲骨的机构或个人19家，藏品约3115片，增补殷墟以外出土的甲骨约695片。以上三项共计6351片以上，与《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的统计结果相加，总数为161710片以上（1）。到目前为止，在这些甲骨上，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字目已达4200余个，再加之文字的同源分化和通假等因素，那么殷墟甲骨文中与后世字书具有明确对应关系的字目数有1490个（2）。李宗焜经统计指出，截至2010年底所见殷墟甲骨文字，共计单字4378号，可释者1682号（3）。黄德宽等经统计认为，甲骨文单字总数为3904号，可释1243号（4）。商人事鬼，殷代的王公贵族无论国家大事，还是私人生活，像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王事、旬夕等，事事皆向神灵卜问，由此来预知未来的祸福吉凶，再根据情况安排行动。因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卜非常重要，朝廷还专门设立了相应的官职和机构，这些占卜材料尤其是那些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因为真实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生活而具有了国家档案的性质。鉴于其中记录内容相当丰富和珍贵，甲骨文日益成为学者们研读殷商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材料。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殷商时期的灾害，可以大大弥补传统文献材料的不足。
利用甲骨文进行殷商时期灾害研究意义重大。一是可以丰富和充实殷商灾害研究的内涵。利用甲骨文可以弥补商代后期因文献材料缺乏而造成的灾害史料的不足，为殷商灾害史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完善殷商灾害史研究的体系。二是可以提升甲骨学研究。甲骨文所记的内容涉及祭祀、征伐、病患、气候、田猎、收成、出门、生育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利用甲骨文进行社会生活史、经济史、农业史等研究均已取得丰硕成果，利用甲骨文进行灾害史研究也必将大大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彰显甲骨学的价值，提升甲骨学研究的层次。三是殷商时期防灾救灾的方法和措施可以为现代社会的救灾减灾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甲骨文进行殷商灾害研究的想法虽好，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一是对甲骨文所见灾害史料的分析辨别比较困难。由于甲骨文是用于记录占卜的辞例，语言简略，分析辨别材料存在一定难度，需要有较强的甲骨文识读能力。二是目前常用的董作宾提出的五期分类方法，存有一定的缺陷，若是对所收灾害史料进行时间排谱，需要谨慎处理好前后关系。可喜的是，多年来古文字学者、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丰硕的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基础。
第一节 甲骨文与殷商灾害研究概述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利用甲骨文材料对殷商时期的灾害进行分析，不但有水、旱、虫等较为常见的农业自然灾害，而且有火灾、传染病等对当时社会产生严重威胁的其他灾害；不但有对灾害整体情况的分析，而且有对防灾救灾措施的分析。在旱灾研究方面。徐云峰《武丁时代稻谷生产中的一次旱灾》（1）一文通过对相关甲骨卜辞所记丙子日到庚寅日十四天里两次占雨的分析，推断出武丁时期稻作生产中发生了一次严重旱灾。张俊成《殷墟祈雨卜辞及其相关问题》（2）一文指出，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字的卜辞，唐兰将其释为“旱”字是可信的。这些由商王亲自卜问旱情的辞例有力地说明了殷商时期旱灾的严重。杜小钰《试论殷墟卜辞中的“虹”——殷人农业中的旱神》（3）一文认为，甲骨文中的“虹”字象双首蛇拱躬之形。虹是殷人农业生产中控制雨水的旱神，关系着殷人年成的丰歉，受到殷人的普遍重视。彭明瀚《浅议殷人的田祭》（4）一文认为，殷人举行田祭的目的也在于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商王和贞人一起在田间跳起求雨的舞蹈，也是为祛除干旱。王浩《殷墟卜辞所见焚巫祷雨习俗探讨》（5）一文则通过大量辞例证明商代惯用投女牲于火上焚烧来祭神祈雨。在水灾研究方面。王建军《商代甲骨文所反映的水灾研究》（6）一文将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卜问水灾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卜洹水是否为祸，卜宁雨，卜宁水，卜河是否害某、求（咎）（7）某，卜“不其”，卜“*（亡）大雨”“*（亡）大水”等相关水情水患。作者认为，盘庚迁殷之后，商朝仍然被水患困扰，殷人的治水实践也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虫灾研究方面。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8）和范毓周《殷代的蝗灾》（9）二文，都证明了商代蝗灾的存在。彭文对螽字的衍化进行了考证，认为指蝗虫，是螽的本字，甲骨文的螽字原为蝗虫形，后来简化讹变，加上了虫旁，由简增繁，才至螽字。殷商时期，蝗虫对农业构成极大的威胁，商人祈求神灵保佑以避免受其侵扰。范文则通过对《摭续》216版卜辞中与田的连用的解读，证明蝗是与农业相关的灾害，认为此卜辞是目前所知我国*早的蝗灾记录。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1）一文指出，甲骨文中已经有蝗字，商代的虫害是严重的，商人祈求上帝保佑以祛除灾害。龚光明《先秦害虫观念与防治浅探》（2）一文指出商人认为害虫由天而降，*佳方法是祷请神灵赐福消灾。
在火灾研究方面。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自然崇拜中的火》（3）一文指出，卜辞表明在商代已经有火灾发生，商王曾占卜火灾并希望能消除火灾。卜辞中还有“执火”，也与祭祀活动有关。
在传染性疾疫研究方面。胡厚宣《殷人疾病考》（4）一文认为，卜辞中有“疾年”（《前编》61.5）一词，一年之中疾病流行，可能是具有传染性一类的疾病。王晖《殷墟卜辞所见我国*早的传染流疫考》（5）一文依据《合集》137正片中的记载，推断武丁时期在鄲地、鬼方等地区与方国曾流行过传染性疾疫，此外，《合集》13887片与《合集》17446片中也有与流行性疾病有关的记载，说明商王对当时流疫沴气的情况高度关注。这也是我国所见*早的武丁时期有关病毒性传染流疫的记录。刘钊《释甲骨文中的“役”字》一文，从甲骨文中“役”字的形体分析入手，梳理了甲骨文中“役”字的考释历史，考证了“役”字的演变逻辑，并对“疫”字的读法和相关解释进行了全面剖析，包括疫病的形成原因、除疫方法、与饥馑之间的并发关系等。刘氏认为，如果考释结论可信，就不光解决了“役”字的早期构形和形体演变的问题，而且发现了中国*早的有关传染病的记录，将古人认识和预防传染病的历史大大提前（1）。
在整体性研究和应对措施方面，郭旭东《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相关问题》（2）一文指出，甲骨文中已经记录了包括旱灾、水灾、风灾、雹灾、蝗灾、震灾等灾害，还有一些被殷人视为灾害的日食和月食等天象。殷商王朝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内的气候因素是导致灾害肆虐的根本原因。面对众多的自然灾害，殷人一方面寄希望于神祖的保佑，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防灾救灾措施。李亚光《从甲骨文看商代的自然灾害及救治》（3）一文考证了甲骨文中记录的水灾、旱灾、风灾、火灾、震灾、沙尘暴和蝗灾等自然灾害，认为商代自然灾害种类很多，其中水、旱灾害*为频繁，并引起自然环境的恶化。殷人心目中导致灾害发生的因素有天帝神祇降祸、祖先降灾、鬼神警示等。面对灾害，殷人更多采取的是巫术救灾的办法，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主动有效的救灾措施。韩国学者赵容俊以巫者的活动为切入点，发表了多篇有关甲骨文中有关巫者与灾害关系的学术论文，新见颇多。他在《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救灾活动》（4）一文中指出，殷商时期的巫人以巫仪安抚人心，使民众走出疑惧的阴影，具体方式有祈雨、止风雨、卜问战事和平息蝗灾等。他在《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5）一文中指出，古代巫医不分，由于人类将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故以巫者充当人鬼间的中介，寄希望于巫术行医、安抚死神从而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正因基于此观念，医与巫、医疗与巫术、药物心理与巫术心理取得了自然的结合，求药与求巫两者皆统一于医疗活动之中。商代的医疗知识仍然处于中国医学的萌芽，带有一些迷信色彩，常常会与巫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但在客观事实上，当时巫医的这些行为却开辟了中国医学的先河。除利用药材之外，商人还知道运用针刺方法来治疗疾病。在医疗方面的巫术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医疗巫术和逐疫除凶。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建筑巫术活动》（1）一文则从巫者从事建筑方面的巫术活动入手，指出巫者运用巫术和禁忌来追求吉祥和驱凶辟邪。
对灾害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研究方面。袁祖亮《中国灾害通史 先秦卷》（2）一书将《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文献中相关的灾害史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做了相关的时间排谱。此外，还有龚胜生、刘杨、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3）和王元林、孟昭锋《先秦两汉时期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及政府应对》（4）等文也利用甲骨文中的相关材料对殷商时期灾害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进行了探讨。
前辈学者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但我们也能看到，对殷商灾害的研究还很薄弱，甲骨文与殷商灾害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利用甲骨文对殷商灾害进行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对目前所见甲骨文灾害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对殷商时期的灾害时间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灾害成因、灾害观念、防灾救灾措施等的探讨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二节 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具体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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