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道德革命》：
中国近代史上的道德革命，受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变动所制约，而又对这种经济、政治变动产生重大作用。
自从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我们古老帝国的宁静以后，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大、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落后状态，缩小、消除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体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还体现在道德观念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更深刻的东西。洋务运动主要解决经济问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主要解决政治问题。道德革命则解决第三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前两个问题的解决，但它又对经济、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重大影响。没有辛亥革命道德观念的解放，哪有推翻君主政体的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失败后，普通民众又以从前对待皇帝的态度对待最高当权者（他们当然也真的与皇帝没多大差别），这难道不与顽固扎根于其中的忠君观念有关？至于洋务运动，由于看不到西方经济和政治、文化（包括道德观念）的一体性，天真地以为西方近代工业可以移植于专制政治和孔孟之道之乡，结果也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没有道德革命，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陈独秀说，伦理觉悟是我们最后的党悟①，这话最能概括道德革命的意义。
经过道德革命，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道德出现断层，民族心灵产生裂变，传统价值体系崩坏。因而造成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的迷惘和不安，对这样的事实，确实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如果把“道德的连贯性和心灵的稳定性”看作最有价值的，那么，中国近代道德革命无疑是一场灾难。它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搞得太乱了，它所造成的意识危机太严重了。政治的失控，加上道德的失控，使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陷入连年军阀混战、社会极为动乱的局面。在旧道德威风扫地而新道德又未能发挥它有效的影响力时，便出现了道德“真空”。在这“真空”中，很多人廉耻表尽，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大大小小的军阀正属此类。
本文不站在以上角度考虑问题，而是把“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看作最有价值的。依此标准，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
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文化中孕育长出的工业文明，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冲击全球。接受西方文化则存，拒绝西方文化则亡。而要接受西方文化，便不能不接受西方道德，因为道德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保留中国传统道德是与接受西方道德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民族的生存，只好冲破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让它出现断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牺牲民族传统。历史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抉择。而且，与道德断裂相连的价值体系的崩坏，无非意味着尊者（君主、丈夫、兄长等）的无上价值没有了，而卑者（臣民、儿女、妻子、晚辈等）的地位上升了；原来被认为无价值的独立、自由、平等，变得非常有价值了；家庭和家族观念淡了，而国家和社会的观念重了；圣贤遗训已不是最高价值尺度，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快乐和幸福……这些，有什么不好呢？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乱，固然有道德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企图以恢复传统道德的绝对支配力来整治社会动乱，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竭力想通过“保教”来挽救时局，其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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