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画传》:
当年发起并创办了《狂飙》月刊的高长虹,在创刊号《题拜伦像》的短诗中曾说过:“君前无古人,我后无来者。”如此“狂傲”之语,令人惊叹,再联系他之后的作为,许多人对高长虹的印象便是狂傲自大。其实,狂傲自大之人,往往都有些狂傲自大的资本。鲁迅先生对此有过说法:“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先生认为,“‘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鲁迅《随感录三十八》)
高长虹的“狂”,在其青少年时代就显现出来了。1911年,13岁的高长虹得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十分兴奋,不经家中允许,不顾教师监视,毅然带头剪掉了辫子。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山西的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在太原指使政学界搞所谓提灯会“劝进”,当时正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高长虹,看到全校师生都去参加提灯会了,他拒不参加,并且还写了一首《提灯会》的诗,对阎锡山的行为进行了讽刺和攻击。
高长虹的“狂”,还有许多传说。高长虹的外甥言行(阎继经)在其著作《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的“后记”中就写到他的母亲高舜英在他小时候讲过的“舅舅的故事”——抗战爆发后,在国外游历8年的高长虹回国到了重庆。蒋介石慕其才,就许了个秘书长的职位,命手下人去请他。长虹却根本不买账。蒋介石想,高长虹这个人才高性傲,大概是嫌请他的人地位太低,看来得亲自走一趟了。
蒋介石到了长虹的住处后,见长虹正在伏案读书,并不理他。只好硬着头皮先开口:“敢问先生贵姓?”长虹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姓高,你贵姓?”蒋介石赶紧说:“姓蒋!”长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埋头读起书来。弄得蒋介石很是尴尬,只得退出门外,愤愤地对属下说:“此人一身傲骨,不可重用!”
身在重庆的高长虹深刻感受到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尤其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带着一篇7万余字的书稿《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决心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高长虹投奔延安,必经之地是陕西秋林地区,即阎锡山控制的第二战区。当时阎锡山很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尤其是山西籍的有名望人士。听说高长虹有意离开重庆投奔延安,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秉承阎锡山的意旨,想把高长虹“挖”到秋林去。于是派人找到长虹,将一大把钞票放在长虹面前说:“听说先生要离开重庆,望先生回到二战区与阎先生携手合作,共谋抗战大业,先生的前程无量,阎长官也将不胜欣慰!这里给先生准备了500元钱,区区之数,仅供先生做盘缠用罢!”
高长虹对阎锡山本来就很反感,看到阎派人来拉拢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将那人递来的钞票“叭”的一声摔在地上,愤怒地说:“谁要你们这刮地皮钱!”(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
前边提到的《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书稿,长虹本想在二战区找人出版,然后带到延安去,但是他太天真了。这样的文字,在阎锡山的控制区是不可能出版的。好在民族革命通讯社的马皓十分同情长虹,便利用社里的油印设备为他油印了100多份。
1941年11月初,长虹徒步7个月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但他自负执拗的个性并未有所收敛。本来,延安是以一位文化名人的身份来欢迎他的,但是高长虹到延安后却做了几件让所有人都不可理解,甚至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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