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陈留文人群体研究》：
诗序同样详细记述了本诗创作的缘由及作者此时的心情。黄初四年（223），诸侯王来京城朝觐，任城王曹彰暴薨于此次朝觐期间，史载：“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②朝觐结束后，曹植和白马王曹彪欲同路返回封地，有司不许，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既怀友于之痛。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日……”③除了上述原因外，曹植“发愤”作诗的理由还有自己封地的不断迁徙。曹操生前，曹丕和曹植曾有过立嫡之争。曹丕即位后对诸侯王打击、防范甚严，史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④。以曹植为例，曹丕即位后：
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⑤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魏文帝执政期间，曹植三次迁徙封地，更有被监国弹劾被贬的遭遇，可见文帝父子待曹植之薄。封地的不断改迁，行动上的动辄得咎已令曹植倍感压抑，此次任城王暴薨，甚至和白马王同行此类纤介之事有司皆要横加干涉，所以曹植怒不可遏，愤而作诗。由此可见蔡邕的《述行赋》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的创作动机相似，皆为抒愤。
其次，蔡邕的《述行赋》融纪行、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的手法，对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有很大影响。《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当时由于宦官参与诛杀梁冀有功而被封侯，东汉从此开启了“五侯”专权的时代。此种情况下，朝廷征召蔡邕前往京师，在途中，蔡邕撰写了《述行赋》。由于从陈留到洛阳，所经多是先朝故地，历史遗迹甚多，蔡邕每到一处，就联想起与该地相关的掌故，把自己的悲慨寄寓在历史事实的陈述中，并将纪行、叙事、议论融为一体。如在大梁，蔡邕联想起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不过不同于后世对窃符救赵一事多有赞美，其云：“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忽朱亥之篡军。”⑥“夕宿余于大梁兮”是写自己途径大梁，此句是纪行。接着蔡邕用“诮”字批评信陵君矫制发兵，在此事上其显示出和司马迁不同的态度，同时用“哀”字表达了对无辜被杀的晋鄙的哀悼之情。“忽”四库本作“忿”字，“忿”字更明确地表现出作者对力士朱亥的谴责。因洛阳周围多山冈，所以作者此行多跋涉遐路的艰难，再加上此时朝政昏乱，正直之士或被杀戮或被贬斥，所以作者心中颇为抑郁，在此种愁苦心境下，作者笔下的自然景物颇为凄凉，其云：“岗岑纡以连属兮，谿谷复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严壑以崝嵘。攒械朴而杂榛桔兮，被浣濯而罗布。”①这里险峻的山崖，丛生的荆棘，象征着时局的艰难和仕途的险恶。接着作者又云“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汩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隋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噎噎而不阳。”②此处作者描写了风涌雨急，云层阴暗，天阴不阳，仆从疲惫的惨状，给衰败的社会渲染上了忧郁的色调，增加了悲凉的气氛。此段将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通过对凄凉的自然景物的描写，揭示了士人对政局的忧虑，揭示了桓帝时国衰民困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在陈述了一系列的历史典故之后，作者直接描写现实，其云：
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糠枇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侵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獲人。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③
这里作者揭露了人民的“寝湿”“无粒”是由于豪族的“守利”所致，忠臣贤士的“黜逐”是由于皇帝对“便辟”的纵容所致，至此作者既揭示了桓帝时国衰民困的现实本质，又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同时将作者内心的忧愤倾泻而出。总之，《述行赋》通过跋涉千里的所见所闻，描绘出那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作者所见景物之萧瑟，旅途中作者的悲凉之感、忧愤之情皆有流露。赋中将纪行、写景、议论、抒情融为一体，达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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