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深处》：
“没有意义”的理念没有坚持多久，那精神的墙很快就出现了漏口。不知什么人突然组织大家学习跳舞。这一次没有老师出来阻拦，操场上播放着圆舞曲，胆子大一点的都跑了过去。渐渐地，队伍便扩大起来。几个羞涩的同学，面对着那个热闹的场面，有些不好意思，只好退了出来。我自己也属于这类人。后来许多人学会了跳舞，我却一直是舞盲，直到现在，还不及格。多年后与妻子说这件事，她说我过于拘谨。说是拘谨，也是很对的，那时候对于开放的生活，一时不知所措。
改变我们思路的是报刊上的文章。1978年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有同学对于讲义里的思想便开始怀疑起来。几位年龄大的同学，思路活跃，有时候在一起聊天，吓得我不敢开口。比如言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坛，我的思路都在书本上，他们却有另类的理解。对于历史的看法，溢出了当时的语境。有人提及了胡适，有人推荐尼采的著作，阅读的天地也随之宽广起来。
数学专业一位王姓的同学，是我的老乡，身上带一点诗人气质。他有点不务正业，常写一些小说。那些作品的调子有点阴郁，投稿多次，却不能发表。我把他介绍给自己最崇拜的叶老师，希望叶老师指点一下。叶老师是杭州人，20世纪30年代在林语堂主办的《人间世》发表过文章，在国内鲁迅研究界有一点名气。他看了王兄的小说，认为不错，就悄悄地对我们说，这作品有亮点，看看文坛有没有伯乐吧。类似的作品，过去没有人敢写。
王兄总能借到一些我未曾见过的书籍，有时转给我。他谈起海明威、契诃夫，眉飞色舞，并讥笑当时的几位流行的作家的浅薄。有时候他约我到海边聊天，也愿意把最隐蔽的思想透露给我。他不太喜欢数学专业的氛围，希望到中文系来。那时候学中文，有一点时髦。文学的力量，好似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梦也有点离奇，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也出来了。
在学校的一年，对于文史哲只能是一知半解，看的书实在有限。大家喜欢写作，然而还戴着镣铐，出笔缩手缩脚。暑假期间，我有了去文学杂志社实习的机会，经常往返于夏家河子与城里之间，帮助编辑看看稿件。那时偶尔也能看到名家的手稿，读起来大开眼界。有一次主编转来了谢冕先生谈诗的文章，有点别林斯基的味道。文字讲究，内觉能够抽象出一些学理，真的漂亮。才知道，批评的文章应是美文。我的审美的天平，就这样倾斜下来。
同学中也有特立独行的，美术专业与外语专业的同学有点时髦，学中文的则散漫一些，与时风略有点距离。班里有位老高同学，大概是逃课最多的人，平时喜欢研究文章之道，写点散文和小说。考试前看看别人的笔记，便有如神助，还成绩不错。老高一般不参加各类活动，看到我忙些杂事，以为是真正的“没有意义”。他看不上死读书的人，觉得过于迂腐。因为不迷信书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后来写了许多好作品。几十年后，他创作的《闯关东》《北风那个吹》等几部剧本，都有力度。这是我们这些书呆子写不出来的。
但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领悟力，看重的是学历和所谓学问。我的朋友王兄大约也染有相似的情结。不久我们两人再次高考，去了不同的学校。他成了批评家，只是小说不写了。见面的时候彼此自嘲地说，做了学问，还不及夏家河子的一些老同学，除了写点读后感，别的武功都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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