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山河》：
整整15年，文天祥在出仕与罢官间反复，做了无数个大大小小不同职位等级的官，而那名称也着实让人记不得了，但文天祥这个名字，却是刻人了历史。文天祥的最后一个官职做到了丞相，却是在国家危难到覆灭之时，在那特别的前夜，道义铁肩已是责无旁贷。按照一般人的观点，尽职尽忠也就足矣，可他偏要力挽狂澜。在此之前，先是应召组织义军，这时朝廷中的许多大将都弃城而逃了；后是在能否被允进入临安而待命城外，这时竞还有谗臣怀疑他会对大宋起兵，心虚若此。文天祥早该从中看出江山社稷的结局，可他偏偏要迎上去。南宋末年，由地方官组织的勤王兵似只有江西这一支逾万的队伍。有人劝他放弃，说元兵长驱直入，足下以乌合之众，前去迎敌，这与驱群羊斗猛虎，有何区别？他的回答却是：“我未尝不知强弱之比。不过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征兵天下，没有一人一骑前去。我深恨此事，所以不自量力，决心以身殉国。只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人众势大，那么社稷便可保全了。”大敌临近，他心里放下的早不再是一己的利害与安全。那个早年曾想在和平年代里隐居，并真的骑马走了江西老家的几座山想找一适居之地的儒生文天祥不见了，代之以金戈铁马、沙场点兵、堂堂剑气的武士。“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正是这个起意才会产生后来《指南后录》《言志》诗中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
文天祥总是夹在两间。因为正义，因为有意识地要为儒——平生读书的人一个诠释、一个集解、一个“正义”，所以那个动荡的时代才会把他夹在中间。先是夹在南宋朝内主战还是主降的本国人中间，再是夹在投降派与侵略者中间，夹在元人的劝与南宋的弃之间，夹在生还是死这个亘古至今的问题和选择中间。先是他率领的义军如此，后是他一人如此。两间的客观与一人的决意是那么直线来去，文天祥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了毫不犹豫。他最后做的与他起初做的是一件事。他的选择，从临安作为国都的城内大臣纷纷弃国而逃——上朝官员曾一度只剩下6个人——而他一个文职人员却于危机时挺身而出、领兵作战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出了。而他的这个选择，更早在他少年时的答卷中便可寻见发端。那中了状元的御试策中写道：“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这种与当时“士习”的利欲之风的划界，这种对“利”的批驳，与《孟子》开篇《梁惠王章句上》的开卷相吻合。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不远千里而来的孟子：“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答得坦荡而直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中间隔了13个世纪，一千二三百年，儒的义、利之分仍然不浊。而“利之儒”与“义之儒”的区分却也只是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处才可看得分明。“卓然自拔于流俗者”，这是文天祥给自己的人生定的调子，此后的身体力行，对于一个内心义利泾渭分明的儒士来讲，一切都基于那并不难做的知行相叠上。
后儒时代对于义的阐释多在语言层面，太多的文牍案卷简直要把文人儒士的背都压弯了，纸上的东西弄得学人忙于应付，少有人再对儒之本有的骨头的东西加以关注。自孟子的战国起到汉，再到北宋，大师不绝，层出不穷；同时，学理式儒的方式亦在悄悄走离春秋时孔子的路。翻读历史，似乎漫长的释义时期只是一个准备似的，直到行动产生，直到有人续写上儒之实践派的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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