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怀疑者论之间的混战，导致形而上学的没落。《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在于解释形而上学之谜产生的根源，并在方法论上奠定重建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建构了道德或伦理形而上学，道德神学则是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的保障。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来源于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唯理论关于形而上学的争论。批判哲学的形成受到休谟和卢梭的影响，休谟“打破了独断论的迷梦”影响了理论哲学，而卢梭奠定了实践哲学的基本方向。尽管康德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保持通信关系，例如1765年开始与数学家和哲学家郎伯，1766年开始与莱辛和门德尔松保持通信关系。“但是最终康德‘形而上学导论’发展成一种颠覆性的新哲学，它与德国启蒙运动有着不可忽视的鸿沟。”1通过拯救形而上学，康德摆脱了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的唯理论对启蒙和形而上学的肤浅观点，即对理性本身未经反思的简单信仰以及对形而上学的盲信或简单拒绝。批判哲学不仅使源于英国和法国启蒙思想进入新的维度，而且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改革。批判哲学在理论上证明了启蒙的可能性——自由；在实践上，指出启蒙的方法（理性地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并通过道德神学，对启蒙的最大障碍——宗教，进行了系统批判。
对于德国启蒙运动来说，核心问题在于启蒙与德国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康德之后的德国思想界，一方面接受了康德启蒙思想，另一方面拒绝了康德的道德神学。康德开启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大幕，但是康德哲学本身却不属于德国启蒙运动。康德为德国启蒙运动提供了“弹药”，费希特早期延续了康德的道德神学，青年黑格尔以康德的道德神学为基础理解基督教，但是无论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都最终放弃了康德的道德神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启蒙运动是一场在拿破仑和法国的理性主义的双重压力之下的思想革新运动，肩负着在法国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德国传统的使命。康德通过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使科学严格限制在现象界，自由和道德归属于物自体，这使受到科学冲击的宗教有了新的可能，获得了独立的领域。就此而言，康德为十九世纪重建宗教神学奠定了基础。但是康德的道德神学对基督教的原罪、救赎、启示等非理性的因素所做的解释，消除了基督教的非理性或神秘主义的成分，瓦解教会和上帝之国，建构普遍的道德共同体。这种道德神学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宗教，它将宗教作为道德实现的可能性保证。这种建立在普遍一致的向善意识的人道主义宗教，再次接近于科学，这使得通过对现象与物自体划分，为宗教所赢得的地盘，陷入再次丢失的危险。换句话说，康德所建构的道德神学，作为普遍的人道主义宗教，不是拯救而是摧毁了德国的宗教传统。因此，后康德时代的德国神学，接受了康德通过限制科学给宗教留下地盘，但是却拒绝了康德的道德神学。例如与康德以道德的普遍有效性作为宗教的基础不同，施莱尔马赫强调个体性的、非理性的无法用普遍标准衡量的个人的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基督徒依靠个人的体验，可以验证共同的宗教精神。费希特和黑格尔早期都有一个康德的道德神学阶段，但是二人最终都拒绝了康德的道德神学，费希特晚期走向约翰神学，黑格尔则建构了一种新的神学（哲学），并开辟了哲学人类的道路。
就启蒙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康德的道德神学，不能代表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倾向。克服法国的理性主义，为德意志民族塑造新的生活理想的德国启蒙运动，源于被狄尔泰称为“现代德意志精神的不朽领袖”的莱辛。与康德以道德的人组成的不可见的教会取代现实中的教会，以道德神学取代基督教神学不同，莱辛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的贡献在于：既坚持启蒙的真理性，又坚持基督教的真理性，在《论人类教育》中做出了以历史的观念融合启蒙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最初的尝试。其次，莱辛为德国思想界引入了斯宾诺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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