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的故事
自我幼时起,身边的人就不停告诫我要“站直”。但是由于生性腼腆,再加上遗传和压力等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上背部渐渐变得越来越弯曲。
19岁时,我的背部首次出现了剧烈疼痛。当时我的腰部严重痉挛,医生给我开了肌肉松弛剂,并将我下背痛的原因归咎于姿势不当。然而,对于该如何改善姿势,他无法给出任何建议。这次发作之后,我的背部还是会时常出现痉挛,时间持续几天到几周不等。通常情况下,骨科医师或脊椎治疗师能帮我暂时缓解病症,但没过多久又会复发。
正是出于缓解背痛的目的,而非任何精神上的动力,我接触了瑜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瑜伽是一种边缘运动,在主流社会中的名声有点可疑。那时,新西兰许多教堂拒绝将大厅外租用于瑜伽练习,因为他们认为瑜伽是某种异教徒的聚会。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学习瑜伽的地方。自那以后,瑜伽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我天生肌肉僵硬,所以练习瑜伽体式并不容易。虽然我长年累月都在练习瑜伽和亚历山大技巧,但即使到了今日,也难以被人奉为瑜伽体式演示的楷模,因为这些体式对柔韧度的要求实在太高了!然而,这些困难完全没能阻挡我,我仍然从这些练习中获益良多。我对这些体式进行了调整,使之更加适合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对这些姿势和动作生搬硬套。
充满迷幻色彩的20世纪60年代,我的“知觉之门”被开启——瑜伽内核中的精神层面开始向我敞开大门。同时,我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74年起,我开始旅居亚洲,在亚洲度过了接下来的七年时光。其中包括在泰国的禅修寺院当了两年半的佛教弟子,进行了密集的“内观”禅修。这种修行强调活在当下,并需要持续地观照身体、感觉、思想、知觉以及意识中出现的任何细微现象。当时,寺院里的一位美国弟子收到了他姐姐寄来的一摞书,其中一本是威尔弗雷德·巴洛(Wilfled Barlow)的《亚历山大原理》(The Alexander Principle)。这本书让我越读越激动,我意识到,亚历山大原理中的某些技巧刚好与佛法修行遥相呼应,也许我能从中整理出一套方法,改善自己的体态问题。我对自己许下承诺,只要有机会接近教授亚历山大技巧的老师,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愿望。
过了好几年,我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亚历山大技巧老师。那是离开泰国之后,我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金奈的旧称)的克里希那玛查亚瑜伽中心(Krishnamacharya Yoga Mandiram)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其中,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我都在菩提伽耶静坐修禅。虽然那时传奇上师克里希那玛查亚(KrishnamacharVa)还在世,但他不直接教授外国弟子。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周和其他老师一起参加两堂私人课,这些课程逐渐演变成日常体式训练和调息练习。此外,我们每周还要学习《帕坦伽利瑜伽经》(Yoga Sutras of Patanjali)。在炎热的季节里,学员人数不多,我便设法参加了德斯卡查尔(克里希那玛查亚的儿子)开设的一些私人课程。
对比我之前的瑜伽体验,克里希那玛查亚瑜伽中心的练习更为精妙。这里没有集体大课,因为德斯卡查尔认为体式表达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指导才是最恰当的传授方式。德斯卡查尔和中心的老师对于学员能否获得安全、有效的体式方法指导这一点非常严肃,他们深谙瑜伽练习不当所带来的危险。此外,他们还非常重视调息练习以及体式练习与呼吸之间的配合。
1981年,我终于获得机会,在英国参加了30节亚历山大技巧系列课程。应老师要求,我在课程期间暂停了瑜伽练习。我们围绕着椅子做了大量训练,比如交替站坐及在桌上半仰卧。每天,我会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桌上保持半仰卧至少20分钟,并尽可能地对自己的日常活动保持观照状态。
这段日子结束后,当我重拾瑜伽练习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上背部更加柔韧了。但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在椅子上交替站坐,以及躺在桌上或地面上之外,没有做任何其他运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81年年底,我搬到了悉尼,继续学习亚历山大课程。1983年,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开设的第一套亚历山大教师培训课程(为期三年)。在此前的一年里,我和马丁·杰克逊(Martyn Jackson)一直在参加艾扬格瑜伽课程,到了1984年,我们又参加了艾扬格瑜伽教师培训课程。我很享受艾扬格瑜伽对力量和精确度的训练,但是在亚历山大技巧训练第二年的结尾,我开始感觉这两种训练存在严重的分歧,自己已无法同时驾驭这两种训练。因此,在亚历山大技巧训练的最后一年,我停止了瑜伽练习。
直到两年之后,我才重拾瑜伽,并重返瑜伽教学的训练。在与瑜伽老师卡琳.查普曼(Karyn Chapman)合作的过程中,我深受启发。她曾接受过亚历山大技巧的教学训练,当时她正在教授这门技巧在瑜伽中的应用。
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把亚历山大技巧应用到瑜伽中,就像应用到其他活动中一样。由于哈他瑜伽(Hatha Yoga)练习的物理特性——其对人体构造的深入研究非常奥妙,直到今天我都还在这个领域继续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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