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朵报春花

/崔道怡

第一个读者

1976 年10 月，“四人帮”组织上虽垮台，但他们的那一套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并没有随之送进坟墓，文艺事业仍然被所谓的“黑线专政论”压制着。严冬刚过，乍暖还寒，在这最难将息时刻，人们内心深处暗自而又殷切地期待着真正的春天能够及早到来。

应知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积习根深蒂固，解冻谈何容易，需要在思想和实践上具备并付出敏锐强劲的胆识与魄力。在关键时刻，在我国文坛，为精神饥渴的人们捧献出第一朵报春花的，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刘心武也是在“文革”夹缝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原为中学语文教师，后被调到北京出版系统。在业余作者中，卓显才华潜力。1977 年春，我曾经向他约稿，他寄来一篇题为《光荣》的小说，我觉得不够理想，便直接退掉了。9 月21 日下午，又一摞作者主动投来的稿件堆放到我办公桌上。我粗略翻阅一遍，发现有刘心武的一篇，便先抽出来细看，这就是《班主任》。随稿附有一封信，后来得知，他头回寄稿时，曾因邮局不准稿内夹信而有所犹疑。他在《关于〈班主任〉的回忆》（刊1998年11 月26 日《文学报》）中说：

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做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

幸亏刘心武过几天终于寄出了它。当然，秉持作家之敏锐，感应时代之召唤，他肯定迟早会寄出这稿件的。但是，或将延搁发表时间，或未必给《人民文学》。在此机缘上，我是幸运的，能够成为又一具有特殊地位之作品的责任编辑。刘心武投稿前，曾把《班主任》拿给几位老师看过，但从作为职业读者的编辑角度看，可以说我乃是《班主任》的第一个读者。他随稿所附9 月18 日给我那封信写的是：

今年春天我写的那篇《光荣》未能改好，主要还是因为我写的是工人而我却并不熟悉工人。这回寄上我上月写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和我所熟悉的人物。

不知这个短篇你们读后做何感想。也许仍然不好。但，我写它时，自己是颇激动的。我希望这篇小说能使读者感奋起来，实事求是地对待面前的困难和问题，扎扎实实地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在自己的岗位上大胆工作，做出贡献……

我平时是写儿童文学的，但这篇不是儿童文学，虽然我觉得大点儿的孩子（中学生） 读了也有好处。冒昧地将此稿直接寄给了您，望原谅。

我马上就看《班主任》，当即被它感动了。读到张老师在小花园里沉思那一节，不禁眼热鼻酸。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小说了，21 日当天我就给刘心武写回信，表达了我个人对作品的肯定态度，同时也提出了我还不尽满意之处，并告知他稿件已送交复审，还有待于终审裁决。

刘心武接到我的信，9 月25 日就又给我回了一封信：

来信收到。感谢您对《班主任》这篇作品的扶植。我写时的想法，是要严格地从生活本身出发，揭示出某些别人似尚未予以揭示的真谛。我想使它不但有一个朴实的题目，而且也有一种朴实的叙述和表现方式。但，正如您所指出的，结果有些地方过于直露（不是诉诸形象而是平板地交代），并且欠精练，显得比较粗糙。

我想，只要内容上肯定下来了，改掉这样一些毛病并不困难。

此稿我写好后先搁了一段，本月初才又拿出来，自己复阅后感到似乎还有优点，拿给几位学校老师看，没想到获得热烈反响。有的说：“一无奇突的情节，二无华美的描写，却很有几处打动了我。”有的说：“希望给更多的人读，希望学生们也能读。”有一位甚至说：“我觉得是你写作上的一个突破，以后少瞎编故事，多来点这种‘真格儿’的。”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下，我在原稿上反复修改了几遍，终于鼓起勇气寄给了你们。既然您认为“题材很好，有现实意义”，当然希望能在你们帮助下修改好，争取能同广大读者见面。

岂料这新时期文学史第一朵报春花之面世，似乎不可避免地也得经历一个“料峭风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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