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彬
我怀疑她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
尽管我非常郑重地从母亲手上接过的那张泛黄的纸片上，姓名一栏赫然写着“刘云彬”三个字。
我母亲的手抖得厉害，她像我这么大岁数时就已经不由自主，喝杯茶能把金黄色的汤水泼洒得到处都是，好像我们家贴满了金箔。所幸的是除此之外她多年来非常健康，不仅看着我成家立业，还有了自己的子孙。现在她终于到了大限之年，我望着她翕张的嘴唇，似乎能听到空气流动时曲径通幽的哨音，正从衰竭的肺腔里一点点释放出最后的频率。这尾调俏皮的哨音让她吐字不清，滴滴答答，像电报密码。我把脑袋凑近一些，再凑近一些，耳朵抵在她的嘴上，做成一个扩音喇叭。
“你，你外婆……她……她的……烈士证。”
母亲把写有“刘云彬”名字的脆黄纸片递到我手上，轻飘飘的一张，再轻轻一搓就会化为齑粉。我小心翼翼地接了，一时间却不知该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哪里好，只好挖挲着手，望着油尽灯枯的母亲，用力地点点头。她的目光已经飘走了，先是在那把灰色绒布面的靠背椅上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就飘到了更远的地方。那把灰色绒布面的靠背椅，现在静悄悄地支棱在时光里，我想起我母亲对它的一见钟情——当时虽说有夺人所爱之嫌，而且我们家也并不缺少一把椅子，但她还是坚持把它带回了家。后来她就常常坐在这把椅子上，陷入遥远的沉思，像是享受一种更为遥远的拥抱。
我母亲郑重其事地放在我手里的，是一张很有年代感的烈士证。她说是一九五几年接到它的。但也不一定。因为过大荒的时候她为了能多领几斤粮票找了它好一阵子，怎么也找不着。那么大概是到了一九六几年，县里才通知她，她母亲的烈士证终于发下来了。由于年代久远，黄纸片上落款的时间和暗红色印章糊成一团，再也无法考证。我母亲的记忆也变成了碎片，拼凑不出完整的样子。只记得，那一批领烈士证的有好几户人家。前门老周家，隔壁老吴家，就连屋拐头的老庞家都领了证。我母亲就想，这证怕也不值几斤粮票。按老辈儿的说法，咱乡当年一起出去闹革命的乌泱乌泱的，哪家哪户没有红军？
杜曼藜
听说我外婆在上海当过舞小姐。
消息传到乡里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十八岁了。母亲不肯相信，但在外头跑单帮刚刚返乡的杨大白话一口咬定，是十年前还是八年前，他亲眼在上海的百乐门舞厅里看见了我外婆。那时候她的名字叫杜曼藜。她穿得很妖艳，和她一样妖艳的还有手里的鹅毛扇。
她拿鹅毛扇这么左一扇，右一扇，就把男人的魂魄勾走了。他们乖乖地跟在她浑圆的屁股后面，穿过《夜上海》迷离的乐声和梦幻感十足的霓虹灯，把上海的夜揉搓得汁水淋漓。 香喷喷的杜曼藜总是能在男人惊艳的目光中成为焦点，不管是生张熟魏，她都如鱼得水。她裹着一席面料精良、裁剪合体的旗袍，轻盈地掠过舞池，像一只借着气流穿过微茫细雨的美丽云燕。每个男人都以和她共舞一曲为十足的骄傲，他们谈起她的时候像是谈起某一位享有尊荣的名媛或者贵妇，绝不像是在谈论舞女。
她的歌喉也不错。但她很少登台，除非身份特别贵重的客人提出非她不可的要求，她才会踩着独有的风韵轻移莲步，登台献歌一曲。她唱得情思婉转，每个跃跃欲试的音符都像在谈恋爱。靡靡之音温柔地围绕着她，她柔软的身段则整个儿包围了浪漫的歌曲，让演唱成为一种绝对完美的、表情达意的行为艺术。
要知道点歌的人与普通的看客大有不同，往往能透过氤氲在霓虹中的浪漫气息，看到闪烁的荷尔蒙凝结成细小的颗粒，在她周遭发出奇妙的光芒。这样的时候即使没有身体接触，他与她也能完成一次密谋般的对话，从而达到具体而充分的交流效果。
杨大白话当然没有这般口才，能够传达出杜曼藜的神韵之万一，不过他朴素的评价还是让没见过杜曼藜的人心驰神往——他流着口涎说：“她是个让人见了就睡不着觉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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