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相逢，每天变好一点点》：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最盼着过年。具体从哪一年开始盼过年也不大记得了，总是觉得一踏进腊月的门槛，过年的气息就越发浓重起来。
过年的记忆太多，尽管有些细碎，却依然清晰，让我回味。
鞭炮永远是男孩子过年时最值得炫耀的财富，同时也是最珍贵的礼物。那个时候的鞭炮比较简单，种类也少。还记得花几角钱买一挂小鞭炮，成串的一百响，为了多享受点儿乐趣，就把鞭炮拆了，拆的时候得很仔细，生怕不小心把“捻子”拉出来。这样的操作，可以让一挂鞭炮玩好长时间。
男孩子吓唬女孩子，手中拿着点燃的香，把拆了的小鞭炮放在口袋里，摸一个点一个扔一个，就扔女孩子面前，胆小的女孩子就有被吓哭的，男孩子就一边笑一边跑，因为女孩一告状，就有大人要来追吓男孩。这一道风景是每年必然出现的壮观景象，村里的街巷门口，到处都是这样的场景。
鞭炮如果点燃后没有炸响，还是舍不得扔掉，往往还会将外面的纸剥开，如果看到有没烧完的“捻子”，就会再点燃一次。如果还不响，就会继续剥，把火药剥出，用一根火柴把火药点着。这样做无疑很危险，前者因为“捻子”太短，爆炸时来不及躲；后者则会因为火苗燃烧迅速，闪避不开，往往烧着头脸。不幸的是，这两样事情我全部都遇上过，一次炸伤了手，手指黑黄，火辣辣地痛；另一次则烧掉了眼睫毛和额前的头发，过年的新衣服也烧出了洞，结果挨了一顿好揍。
记忆里，小时候的年总是红彤彤的，直觉那是被满街大红的春联映红的。大年三十的清晨要贴春联，那时候的春联都不是买的，买也买不到，都是请村子里面写毛笔字最好的人来写。贴春联往往是全家人齐上阵，有站在凳子上贴的，有帮着拿春联的，还有站在一边指点上下左右，提醒不要贴歪了的。大门要贴，影壁要贴，屋门口两侧要贴，家里的鸡窝、猪圈也要贴。大红的春联一旦贴上了大门，春节的气氛才算完全呈现出来。
贴春联前要打糨子，用一把做饭的勺子抓些面粉放进去，倒点儿水，用筷子搅开，然后放到炉子上加热，等到面糊熟了有了黏性，就可以拿来贴春联了。
打糨子的面粉都是好的富强粉，不好的面粉，不够黏。姥姥说贴完春联剩下的糨子不能浪费，可以吃的，还说我母亲刚断奶时，就吃过糨子。有几年，我真的每次都在剩下的糨子里放上两勺白糖，然后吃掉。长大后，我文科好，理科奇差，一接触到数字就糊里糊涂，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这是因为小时候糨子吃多了，所以现在自己才一脑袋糨糊。
印象深刻的还有过年时抢购点心的情景。母亲说，那时在家乡延庆占主导地位的糕点不过是圆蛋糕、桃酥、江米条、白糖枣、飞皮等一些大路货，六两粮票，买一斤点心。这些点心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委实谈不上精致，但足以让人们闻风而动。母亲那时在靳家堡乡的供销社工作，我常常在过年时看到为买点心而排长队的情景，西至张山营，东到黄柏寺，十里八村的人们赶着的驴车、骡子车停在门外，屋里的木制柜台不时地被挤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看着就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景象。
1983年以后，糕点开始有用盒装的了，这就是1986年以后曾风靡一时的“枕头匣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糕点由传统的老三样“飞皮、桃酥、圆蛋糕”变化为“牛奶卷、萨其玛、芙蓉糕”以及一些巧克力卷。包装精致了，做工讲究了，种类也变得繁多，由低档向高档逐步发展，但那种为买点心而导致万人空巷的现象却再也看不到了。但即使是这样，延庆供销社在过年前后的糕点营业额还是比平时多百分之三十左右，小一些的分销点一个月的销售额也有十几万元。
在副食品紧缺的时代，人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关注于一块点心，是因为一块点心使乏味的生活有了一点儿新鲜的滋味，为苦涩的心灵增加了一些淡淡的香甜。当然，点心吃过了，还得再去过那些平常的日子，但是因为有了刚刚品尝的生活的甜味，对平常日子的平淡和苦涩就不那么觉得难以忍受了。而当生活逐渐变得甜蜜时，这种对甜味的关注已不再是针对特定的日子，它融入了人们的整个身心。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