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 艺术学博士，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一系列国家形象设计项目。

设计与传统社会

在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相对漫长的传统社会，设计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的策略。设计既受到社会礼俗的规约，以不同形式呈现出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以及宗教信仰等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想和规范，也在程式法则、工艺技巧等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服务和维系着社会的礼俗规范。相对于大机械时代职业化的设计而言，传统社会的设计尚未成为独立的活动，不具有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的特点，而是与造物活动融为一体。如果说相对于工业时代的“自觉设计”，传统社会的设计是一种“自发设计”，那么社会传统礼俗发挥了重要的引导、界定和支配作用，师傅带徒弟、传子不传女等传承方式也巩固了传统礼俗对设计的支配作用。

设计作为伦理策略体现在传统社会的衣、食、住、行、用之中。如英国学者潘纳格迪斯·罗瑞德所指出，“传统最显著的作用:它决定着人工品的形式，设计者仅仅通过在余下来指明的有限空间里表达他自身，因此是传统导致了本土设计风格和自发设计特点的形成”。以服饰设计为例，被称为“衣冠王国”的古代中国，服饰之盛不仅在于绘、绣、染、织等丰富的制作工艺和对图案设计锲而不舍的追求，更在于包含伦理内容的一整套全面、细致、系统、繁复的冠服制度，其纹饰、用料等绝非单纯的审美装饰，更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作用，如吉服五服以衣裳所绣纹样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丧服五服以衣服的用料和形制区分穿着者与逝者的亲疏关系。古代帝王上衣绘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下裳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图案，合为“十二章”纹，昭示的是品格和威仪。服饰设计需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反映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将个体纳入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社会整体之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方，其古代服饰设计深受宗教观念影响，中世纪服装色彩单调并严密遮盖身体，即是受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对肉体的否定和对灵魂得救的企盼。同样，拜占庭贵族的华丽服饰也与宗教思想有关，“光彩夺目，简直像镶嵌壁画般灿烂，令人感觉到它具有否定人类的抽象的、绝对的宗教性”。

服饰设计如此，饮食器用亦然。器皿的设计使用不仅关乎实用功能，还与礼俗相关。《礼记·燕义》中记载燕礼中君、卿、大夫、士、庶子所用“俎豆、牲体、荐馐，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如研究者所指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因地位不同而饮食各有等差，于是食器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本来用于炊具的鼎便成了君主权力的象征，“问鼎”指图谋篡权，“迁鼎”则指政权灭亡。所谓“天子之器”“霸王之器”“君子之器”，往往有详细记载和区分。“器以藏礼”，器物的范式、形制以及使用，都受礼俗制度的规约和影响。

同样，建筑的设计充满了“礼”的应用与表达。中国传统建筑作为礼制建筑包含着营家、营国、营天下的尺度，宫、室、宅、陵、堂等不同空间，有着身份地位、礼乐用度的区别。天子制礼作乐、祭祀天地祖先，百姓日常起居，都有空间用度的区别和规范。此外苛守中正的空间设计原则，也与树传统、立规矩相关。如《春明梦余录》所述:“皇极殿九间，中为宝座，座旁列镇器，座前为帘，帘以铜为丝，黄绳系之，帘下为毯，毯尽处设乐……”礼仪秩序与空间装饰设计融合为一。

不仅中国传统社会的空间设计受到礼俗的规约和影响，西方亦如此。鲍德里亚分析“古典时期的布尔乔亚家具摆设”即指出，其家具摆设往往是一种装饰与抽象伦理的结合，家居空间设计反映的是父权制的权威和家庭关系:“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餐橱(buffet)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功能单一，无机动性，庄严巍然，层级标签。每一个房间有其特定用途，配合家庭细胞的各种功能，更隐指一个人的概念，认为人是个别官能的平衡凑合。每件家具相互紧挨，并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它们环绕着一条轴线排列，这条轴线则稳固了操守行止的时序规律:家庭对它自身永久保持的象征性的存在。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它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穿戴其象征尊荣——如此，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显然，空间的设计以及物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关系。

此外，出行所用车马阵仗的设计同样遵循相应的礼法规范，史书中“舆服制”对车制差异做出规定，如《金史·舆服》所述:“古者车舆之制，各有名物表识，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别上下、明等威也。历代相承，互有损益。”

传统社会的设计虽与手工造物的过程融为一体，但并无过多的造物者个人的色彩，而是深深受到社会传统的规约。所以历史上记述手工艺设计的技术文献《考工记》被列入《周礼》，设计具有鲜明的礼制色彩。如《考工记·玉人》对玉器形制、装饰、尺寸等的区分依循的是人的身份差别和礼俗规范:“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如潘纳格迪斯·罗瑞德指出:“既然传统决定着问题的构成，那它就限制着目的的偶发性;既然传统决定着何种材料可以进入设计者考虑的视野之中，那它则限制着制作的偶发性;既然传统决定着设计者感知境遇的方式，那它则限制着起因的偶发性。”在个体创造力受到限制的同时，传统社会的设计也以集体性的、传承性的形式形成了极为突出的本土风格和特色，具有鲜明的标识度。设计作为一种伦理策略与社会思想、习俗以及与物的形态整体化的融合，并作为民族、地域的“物的系统”内嵌于整个社会进程中，承载了相应历史阶段里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包容性。

值得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里，设计作为一种伦理策略，不仅以物化的形式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而且包含生态伦理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考工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设计系统观。例如，遵循自然规律，“弓人为弓”“取六材必其时”“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和，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舆人为车”，用材讲究“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凡居材，大与小无并，大倚小则摧，引之则绝”“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

整体上说，传统社会里设计作为造物活动，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社会礼俗的规约，是集体的、传承的，缺少个体的、创意的内容。当手工时代发展到机械时代，设计发生了多元化的裂变，它成为整个造物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预设的环节，并与消费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设计中的符号意义有了深刻变化，左右设计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礼俗，而是变动不息的消费市场，设计的符号意味不再指向宗法伦理和宗教信仰，而往往与消费和市场相关，更大程度上成为驱动消费的策略。

辑一  设计思考

设计伦理的发展进程

价值观引领艺术设计

设计的民生意义

民族设计意象的建构

论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研究意义

辑二  设计策略

新时代的设计政策研究报告——2014年度中国设计政策研究报告

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与设计产业发展——关于“设计新六艺计划”的构想

传统工艺振兴与设计创新

辑三  设计现象

设计的嬗变与创新——2015年度设计热点思考

关于“海上设计”——引领近现代中国时尚文化的上海早期工商美术设计

公共艺术设计的历史文脉与当下价值——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

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2014年度中国设计艺术发展报告

培养应用型设计人才的迫切性

辑四  设计实践

论国家视觉形象设计——以青岛上合峰会艺术创意设计为例

艺术设计的时代命题——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艺术设计作品展述评

论防疫设计——以“生命重于泰山”防疫主题创作为例

“为人民而设计”的教育实践——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艺术与设计作品展前言

谈上海世博会的设计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