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罗马新生的法兰西
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是一个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国王，也是教会的宠儿，他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在战舰上指点江山，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家。当时闻名遐迩的佛兰德斯①画家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内心深处其实是个奴性入骨、畏首畏尾的懦弱之人，他定居英国后，得益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发迹。这位国王生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被送上断头台也是死得其所。另一方面，刚刚在巴黎建造好了王宫的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Medici，1573—1642）王后又邀请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为其装饰意大利的宫殿。意大利雕塑艺术和西班牙文学风靡欧洲，这是法兰西精神遭遇的又一个危机，尽管类似的危机层出不穷，但对法兰西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来说，都不过是过眼云烟。面对眼下的危机，法国从周边的民族那里求得武器，然后将它们磨得锋利，擦得锃亮，以为己所用。它借一场战争为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疯狂的欢乐、战士的风度、如骑士对决般体面谦恭的战役、向监狱敞开的战壕和决斗的游戏——在此过程中它发展壮大着自身的艺术实力。
在这一时期，唯有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懂得法国锐不可当的力量和显而易见的优雅，不过他却是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对宗教和政治强加给法国的这一出戏充满着鄙夷和不屑。他目睹了在这片可怜的土地上发生的烧杀抢掠的惨象，并为这个时代所遭受的厄运痛哭流涕、愤愤不平。雅克·卡洛痛恨并诅咒战争，却钟情于刻画战士。他的铜版画里结队抢劫的士兵穿着破衣烂衫，手持长矛，脚踏松松垮垮的战靴，头戴破烂不堪的毡帽，翎毛也是破敝不已，他们就像是雅克·卡洛用长剑的锋芒雕刻出来的一样。他笔下那些尚未穿上军装的士兵，用一根金色的肩带勒紧自己空瘪的肚子，而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伪小丑，凑近一看，一个个手如鸡爪，脸似老鹰。他终日与残疾人和乞丐为伍，和他们一起远道奔波。还有那些四海为家的喜剧演员，他总是在阁楼听到他们重复着斯卡拉穆恰、弗拉卡斯和阿勒坎①这些角色的台词。他与这些人一同坐在旧鼓上喝汤，用15世纪巫师的汤锅煮草药，和16世纪讲故事的人一起痛快淋漓地喝苦涩的红酒。不仅如此，他与鬼才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和小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Younger，1564—1638）为伴，同那些面黄肌瘦的傻子，那些荒诞不经的丑八怪，那些听风就是雨的人打成一片。他找到了堂·吉诃德的那匹赢弱的老马罗齐南脱，它被拴在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上。他还追随着那些火枪手的脚步，从特雷维尔先生的候客厅一直到朗布依埃的酒店。
雅克·卡洛一向踌躇满志。尽管这个世纪里，法国也出现了西哈诺（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泰奥菲尔（Theophile Raynaud，1583—1663）和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1610—1660）等伟人，但如果没有雅克·卡洛，那么就免不了留下一处空白，人们对于那个世纪的了解就将仅限于表面，也无从得知在马莱伯（Fran?ois de Malherbe，1555—1628）的文学理论控制下和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的政治镇压下，当时的法国人民仍然对生活抱有激情。宫廷画家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简直一无所知。西蒙·武埃（Simon Vouet，1590—1649）华而不实；杰出的版画家阿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约1604—1676）和布瓦洛-德普雷奥（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一样，热衷于修正莫里哀（Moliere，1622—1673）、驯服安托内·吉拉德（Antoine Girard，1584—1626）。尽管约翰·布隆涅（John Boullongne，1690—1769）低俗的品位拉近了他与大众的距离，但他认为自己必须前往罗马，去追随、效仿卡拉瓦乔（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将法国的艺术家们引入此途之后。才青将他们归还给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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