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父
刘小燕*
一茶一水，一世界。
——题记
这么多年，我从不在任何场合提及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的心里，我的父亲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正常，甚至脑子还有点“傻”。他口齿不清，满脸皱纹，不讲卫生……总之，不好。可是，当我要提笔写此文时，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想为他平淡的一生留下点什么吧。
说起我的父亲，我的记忆都是模糊的，仅凭曾经的老街坊邻居们嘴里传出的故事能回忆出一点来。可是，他又那么深刻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父亲出生那年中国还没有解放，他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个年代哪家不是三五个孩子，甚至更多，但奶奶除了一个天折的女儿，就仅剩父亲这根独苗可以延续香火了。所以，爷爷奶奶特别宠爱他，父亲想吃什么他们就给做什么，尽管当时家里没有太多口粮，可还是能完全满足他。所以，这着实让左右邻居红眼。
我从来没有见过奶奶和爷爷，他们很早就过世了。这么多年，这两个称呼对我没有任何概念，只听说当年爷爷是木匠，奶奶是街道主任，居住在包头老城区的小平房里。他们的生活在当年算是很富裕的。可是，命运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总是那么残酷。
小时候，父亲总是生病，常见的就是高烧严重到抽搐。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匮乏，有点小病也不找医生看，就采用民间做法。治疗这种病的办法就是用针在头上扎，按现在的说法大概就是针灸疗法吧。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后来，我发现父亲的头上有很多像拇指大小的类似斑秃的痕迹，根本看不到毛囊，白白的，像刀疤一样。小时候每次看到，我都十分害怕，觉得这个男人带着凶气。父亲说话嗓门还特别大，说起话来跟吵架似的，离着老远就能听见。他的交通方式基本靠走，且从来不抬脚，所以每次他从外面回来，我们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有一次，父亲老毛病犯了，家人们依旧找来江湖郎中用此法为他治疗，可这次没那么幸运，也许是直接触及了语言神经，之后，他的舌头就再不能抬起来，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成了人们口中的“半哑”，别人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残疾人。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纯属那个封建年代的牺牲品。为什么这么说呢？母亲年轻时黑发披肩，皮肤白皙，一双大花眼，论身材长相都比父亲强百倍。可偏偏为了逃离下乡的命运而无奈接受了另一种命运，她被迫嫁给了我的父亲。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从此，母亲的命运就是她嘴里总是念叨的那种所谓“苦命”。
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我最怕夜晚的来临，因为每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总能听到坐在院里那个酒后哭泣的母亲，她一哭就是一晚，吵得街坊邻居也不得安宁，有时候，他们出来劝劝母亲，可怎么拉也把她拉不回家；有时候，他们陪她说说话，而我就只能躲在被窝里小声地哭泣，生怕被母亲听见。那个时候，我们都小，不懂母亲为什么总是这样。
这样的日子伴随着我们兄妹的长大，也就渐渐少了……
父亲习惯称呼我“二子”，因为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可是，似乎他对我格外的亲。
小时候，每年正月十五，父亲就喊着：“二子，走，我带你去看‘红火’。”“红火”是北方的方言，意思就是热闹。说完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膀上就走了，看花灯和秧歌队表演，在生活并不富足的年代我就盼着过年这点热闹。我高兴地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跟着踩高跷、扭秧歌的队伍敲锣打鼓地走街串巷，像一条彩色的长龙穿过了整条街，热闹极了。还有一些听见秧歌队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活，披一件衣服就往外跑的女人，也踮起脚、伸长脖子左瞅瞅、右瞧瞧，生怕错过了这一年最精彩的时刻。我就那么坐在父亲的肩膀上，那时似乎忘记了架着我的人是我的半哑父亲，就是那个我一直不愿向人提及的父亲，小小年纪的我根本不懂这样的肩膀也承载着寻常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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