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草房和瓦屋
有些日子没回老家看看了，脑海里就常常浮现出村边那弯弯的小河。河叫小泥河，平时水不大但从未断流过。冬春之时，河水清澈见底，浅滩处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着，深水处鹅和鸭儿在“呱呱”地戏着水，三两个浣衣女就着踏步石扬着棒槌狠狠地捶打着衣物，絮絮叨叨地聊家长里短，“嘎嘎”的浪笑和着“咚咚咚”的棒槌声，与河边那一大片竹林里随风摇曳的竹子的“呼呼”声一齐响起，显得日子恬淡而舒适。春上的日头懒洋洋地晒着窄窄的街巷，牛车轱辘辗过的两道车辙印上，零零碎碎地散发着牛粪或猪屎或鸡屎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竹林旁的草房和瓦屋则高高低低，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映人眼帘，待炊烟袅袅时，便有了人气。一两声“汪汪”的狗吠和公鸡们昂扬的鸣唱，便打破了这小村的宁静。
这就是俺的老家。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给我带来童年乐趣，伴我成长，让我洒了许多许多汗水和眼泪，用半大小子的劳作经历深深知晓了农耕时代的欢乐和痛苦的老家，一个让我永难忘记、又爱又恨的故乡。
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末，一家人从新疆喀什回到老家村里，旋即又在县城里待了三四年，“三下放”回到老家。三间房子年久失修，一遇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了，屋里还滴答滴答。在那个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年代，谁家也没力气去修房盖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破损的屋顶漏雨，不得不用大盆小盆接雨水。夜深了，雨停了，这里还呼啦那里还滴答，只有东北屋角的地方能勉强藏住一家人的头。天放晴了，父亲慌忙弄来石灰、头发、碎麻，合成灰泥，让我这十来岁的孩子爬上房顶，用勾铲铲起灰泥，勾勾瓦缝凑合着一天一天过下去。
瓦屋是祖上留下的，虽破旧，但在村上好歹也算是高大上的房子了。去村上转一圈，有一半左右还都是草房呢。草房低矮，墙是土墙，有土坯垒就的，有黏土、夯土打成的，有马渣子泥垛起来的，更有简陋的是用树枝架子支起来、周围用秫秸箔围上泥巴糊成的。房架用粗细不一的树干权做房梁房檩，上铺茅草、麦秸、谷草、秫秸之类，奢侈一点的就是黄稗草了。那黄稗草坚韧细密，耐沤耐雨也抗风，是不可多得的草房建材，一般人家还用不起。
草房最怕风，一夜的暴风雨把很多家的房顶揭开了。如今想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想到一起大风，一下大雨，住在草房里的乡邻们那种惶惶不安，被揭了房顶的无奈和呼天抢地。
春上是家家户户修房盖屋的季节。扎地基、下跟脚，三五人抡起手锤，扯起线绳，把积攒了多年的鹅蛋石，或者去南乡买回来的青石，有角有棱地砌成三间两间的房基，然后就在房基上砌墙了。心细的人家大多请个懂风水阴阳的先生，弄个罗盘照来晃去，定个朝阴向朝阳向，拧个公鸡头甩甩鸡血，黄表纸烧上一通，才可开工。
房墙大多是一尺六寸厚的土坯墙、夯土墙、垛泥墙，也有一尺二的。富裕点儿的人家在房四角或房梁承重的地方用砖砌个砖垛柱子，更有全砖至下平窗的，里生外熟的，这在村上已是耀眼的富户，惹得众人眼红。
我们这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自然是打下手的劳力，在匠人们的指挥下，脱鞋和泥，来来回回掂泥兜，搬砖递坯，送砖撂瓦。我练到上架能架上接一摞瓦不会说话（发出声音）后，就升级到房坡甚至屋脊处给匠人打下手。挑脊、压带、封山墙这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活，便接近了我的视野，有时手痒，便央求着匠人老师傅，掂起瓦刀来，偷偷试试排两垄瓦沟。被房主人发现，挨一顿笑骂是跑不了的，说我是施张客充数贼，毛还没长齐哩，就想着充大蛋。
房墙垒至平座，就到了关键热闹时，用人渐渐多了。木匠来做房梁、房檩、椽子和门窗一套木工活。斧头、锛、锯、刨、凿子、曲尺、墨斗一应俱全摆开，好奇的小子们总想试乎试乎。我又自告奋勇给木匠打下手，先是为木匠扛木料，打墨线，后是拿斧头学砍木楔子，拉拉下锯，接着跑去铁匠炉打抓钉，拉拉风箱，打打下锤，新鲜的活儿总是手痒痒想摸摸。木匠师傅一边做一边也会传授讲解点什么，比如传统的房梁是重梁立字形，木料粗实笨重，费料费工，但确实支撑得起庞大的房顶结构。后来人们大都采用人字梁，因力学平衡原理，这种梁形省料省钱其支撑力不亚于立字梁。有饶舌的师傅吹起来也是满嘴跑火车，牛气哄哄的。
待两旁山墙垒到成型，该上房梁时，房主人在屋后墙上用黄表纸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神位，摆上供品，插上三炷香，磕头祷告一番，口中念念有词，说的无非是上梁大吉、求神保佑等。接着在房梁上贴着“青龙缠玉柱，白虎架金梁”的大红喜帖，梁头两旁贴上“黄道吉日”“吉星高照”的字样，然后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起，半村的男劳力都来了。墙上的人用力拉，地下的人用力举，领头人喊着号子，房梁就顺顺利利地上墙了。待房梁就位，房主人端起一筐白白的圆蒸馍隔着房梁抛上去，便有大人小孩一窝蜂地去抢“上梁蛋儿”。在那个年代，白面馒头是稀罕物，大家抢到手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么多人为他家人嚼灾（当地风俗，吃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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