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读者推荐这部可读性强又接地气的长篇小说，也为了请贾平凹与读者分享他多年来对乡村生态的思考，《极花》甫一出版，我便对贾平凹进行了专访。稿件2017年3月12日刊于《辽宁日报》阅读版，被中国作家网等转载。
这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高慧斌：您是怎么想到要关注一个妇女被拐的话题？10多年前遇到的真事，怎么时至今日才诉诸笔端？
贾平凹：10多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筒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正往塑料筒里装土。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
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是他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她被人围观，被指指点点，他们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他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高慧斌：小说中，您通过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关注一个人的活法，但其实又不仅仅是关注一个人的活法，您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故事。如今，您如何看待那个年代？如何看待城乡的变化？
贾平凹：《极花》的素材来源是1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事件，而这10多年来，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力度很大，但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仍在发生。《极花》是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
尽力超拔到存于人性的层面
高慧斌：您在写作中没有去关注案件本身，而是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小说提醒我们的是即使在当下中国如此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乡村仍然存在着“前现代”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但您的描写却不是一团糟的黑暗，这是有意为之，传播正能量吗？
贾平凹：关注社会是这一代作家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作家的“品种”而小说又是小说，《极花》也不是写社会的小说，它在尽力超拔到存于人性的层面。中国的乡村有过去的乡村常态生活，更有如今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凋敝，这种剧烈的变化，使我们有一种痛，却说不清是欣然，是悲苦，但我也意识到，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才是我在小说里要写的。
高慧斌：写作中您称“一些事像刀刻在心里”，是什么事使您如此刻骨铭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贾平凹：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结在心上，这些是难以向人说的，有些说出来又全不是。写作也有许多心结，比如现在读李商隐的诗，他肯定是有所指的，否则没有那种生命的体验，是难以写出那么好的句子来的，但李商隐并没说过。
高慧斌：《极花》的名字是您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起这样的名字有何寓意呢？
贾平凹：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
写了几十年我仍弄不清小说是什么
高慧斌：您在《带灯》中生动地呈现出乡村的现实情境，《老生》您又回到古老的情境中反照当代的生活。与这两部作品相比，《极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贾平凹：《带灯》《老生》《极花》各是各的事，题材不同，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写法也就不一路了。《极花》的情节非常简单，人物又不多，只能现在这种处理，字数也当然短了。
高慧斌：评论家施战军说“极花”表达了另一种生命观，它有一种对人的命运的体恤。“极花”似乎是一种女性立场，但隐现着作家更宽悯的情怀和人性立场。您认可这样的评价吗？
贾平凹：《极花》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我读到了六七篇报刊上的评论，我感激着他们对我的关注。施战军的文章很好。一部作品的实际功能就是作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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