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辉煌
叶广芩
母亲活着的时候我曾经跟她讨论过“辉煌”的话题，我问她有没有过人生的辉煌。母亲低头想了半天，淡淡地说：“没有。”
真的没有。
母亲的娘家在北京朝阳门外日坛坛口叫南营房的地方。南营房顾名思义，是过去驻兵的营房，分头甲、二甲、三甲、四甲、五甲，每个甲都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如同棋盘一般，每条胡同里有许多相同的院落。院落房屋矮小拥挤，住着当时社会的底层。母亲家是四甲57号，附近的邻居多是坛口市场的买卖人，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炸开花豆的，还有附近莲花池的妓女、芳草地的刽子手和东大桥的盗墓贼……总之，五花八门，净是些没头脸的下九流。用父亲的话说，南营房是个五方杂处的“穷杂之地”，让我们“少去为好”。
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在东安市场做买卖，姓陈。1924年东安市场着了一场大火，起火的时候外祖父在家里，他是后来到火场去的，结果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何种缘故。为这个，后来我曾经托山东的朋友打听过，没有任何线索。外祖父失踪后，家里靠母亲做补花维持生计。在北京朝阳门一带的妇女都会这个手艺，现在还有北京市补花厂，好像是已经不太景气了。母亲还有个小她九岁的弟弟，每月的嚼裹儿都要从她的手底下做出来。她不能嫁人，她嫁了人，她的母亲和兄弟便绝了活路。只有她的弟弟自立了，她才能嫁人。这一拖，就把母亲的婚事拖下来了。
母亲三十二岁才出嫁，那时她兄弟，即我的舅舅陈建民当上了警察，已经可以挣钱了。舅舅是日本占领北平时代的警察，一般被称为伪警察。当伪警察之外我舅舅还开过小酒铺，卖过炸油饼，从事的职业几乎没有固定。三十二岁的母亲嫁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做填房。北京城不可能有哪个三十多岁的爷还在耍单身。父亲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师，娶我母亲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花轿一进叶家门，母亲便知道了：属兔的、比她大六岁的丈夫并非如庚帖所写“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而是“蟾宫之免，五行属木”。当然，天上的兔子比山野的兔子高贵了不少，但这一高贵竟又长了一轮，也就是说父亲比母亲大了整整十八岁，而且还有前房的儿女……都是事先瞒了的。这无疑是因了母亲家穷、没有势力，才敢这样瞒天过海地欺负，换了别家，大概是不敢。母亲得知如此，当下如五雷轰顶，变得木讷呆傻，连步子也迈不开了。后来，母亲对我说：“为这个我哭闹不止，叶家人从南营房请来了你姥姥，你姥姥站在我的旁边也哭，最后说，闺女，咱们没辙，认命吧。”
母亲就认了命。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母亲进门不久，父亲第二位妻子的大儿子、我的二哥便偷偷离家出走了。他离去得坚决又彻底，毫不拖泥带水，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座大宅门。可怜了初为人妇的母亲，她不得不跟着众人到前门火车站去堵截那个执拗的儿子，背着“一进门就挤对走前妻儿子”的黑锅，徘徊在车站站台上，其难堪可想而知。后来又有话传出，说那儿子是在母亲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上了火车的，这便将母亲推向了更加难以辩白的窘境。几十年后，我单独问过这位哥哥出走的原因，他说他的出走是为了参加抗日。
他是抗日去了，却坑了我的母亲。
老夫少妻，白发红颜，不足相当；豪门小舍，深院陋屋，贫富悬殊。如果说婚礼是一出悲苦戏紧锣密鼓地开场，那以后的日子就是愁烦、绵长的二黄慢板了。
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悲剧。
父母亲不但年龄相差悬殊，文化修养的差异也很大。母亲只看小人书，她对父亲的那些文化事情不感兴趣。父亲是搞美术的，母亲却不懂画，她只欣赏烟盒上的大美人儿。有一回，母亲教我唱“妈拍着，妈抱着，你好半天没吃妈妈的乳哇”，大概是妈妈哄小孩子的曲儿，调子很好听。后来，父亲跟母亲一通好闹。原来，母亲教我唱的是《马寡妇开店》里面的段子。《马寡妇开店》当时属于淫荡的小戏，流行于朝阳门外坛口市场那样的地界并不奇怪，进入大宅门已不仅是荒腔走板，更是有伤大雅了。
从此，我再也没见母亲唱过歌。
姥姥常来，舅妈也常来。来了都是悄悄的，见了父亲便杌陧地赔着笑。她们来的目的是向母亲要些钱，母亲没有钱，钱都在父亲手里，所以，她们见了父亲就直不起腰来，眼皮也不敢往上抬。这使我很为姥姥家的人难为情，也为母亲难为情。
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屋里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炸油饼的舅舅感到羞耻，炸油饼，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油饼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糖油饼，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回娘家，刚一进门，我就要出去，不愿意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了，骂我是狼崽子。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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