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时空——我读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早熟的文学天才。
在她初初在文坛惊鸿一瞥时，她便在《我的天才梦》这篇文章里进行了预言式的表白：“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在此，她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投入文字所描摹的世界中去了。
后来，她又在另一篇文章《童言无忌》里写道：“因为月亮，因为我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人……”在这里，她仿佛命中注定般的又一次独白心意。
正如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沦陷日本铁蹄之下的“孤岛，，上海，她如一轮明月骤然从海上升起，耀眼华彩，夺目传奇，使千百万读者兴奋而又迷茫。一时间奔走相告，洛阳纸贵。
张爱玲也似乎实现了自己最实际的人生理想，“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那一段日子她如日中天，经济上的相对稳定，使她有可能有底气在服装扮相上超前、别致，也显示了她性格中的奇情异趣。
传说，她为《传奇》出版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极尽奇异之能事，致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有一次，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奇不己。她在《倾城之恋》上演时，还穿过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长袍短褂，罩在旗袍外面。这些着装，也体现着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如她的散文、小说般有格调一致的倾向：古往今来，中西合璧。
那一时期的张爱玲，如一株开花的树，热闹绚丽至极。在表象上，无论名气、金钱乃至感情，都应该让她感到欣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张爱玲是一个生来极度敏感的人，她对于在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比一般人承受得更多。她的悟性也是极高的，她是即使沉醉在名气、金钱、爱情等一切俗世实际的幸福中，也依然没有安定感的一个人。
她的早慧、苍凉是与生俱来的。
她在《传奇·再版的话里》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这里，她完全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惊人的预言。而她的预言也在弹指间成为现实。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战火依然弥漫在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对于社会来说，这次更大的破坏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但对于张爱玲个人而言，她的创作繁荣到一九四五年之后陡然萎缩，大片的空白出现，就像电影断了片，而且她为之纠结的爱情也在其间有了了断。她敏感的灵魂中，也许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她抓住上海沦陷这个时机，横空出世，展尽繁华。然后繁华落尽，转做行云流水，最后确如过眼烟云，袅袅远去……
那么，她能在短短两年间红极一时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回顾我们的文学史：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
抗战时期的同仇敌忾，抗日救亡。
在这些文学的主流思想里，哪一个时期都容不下张爱玲的作品。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她的创作是“回廊别院，池台亭阁，曲径通幽”。而主流文学则是堂堂的厅堂华厦，大路通天。这两者虽然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堂堂华厦、大路通天才是救国的呼声，回廊别院当然是无处容身了。
但是处在上海“孤岛”的大众却在这朝不保夕的空间，亲近了这样至情至性的人和文……
正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所言的那样，“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整个大都市都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香港换成上海，把白流苏换成张爱玲，整个此情此景就是张爱玲横空出世的真实写照。
她的成名在时间上看来，是如此偶然和凑巧，但回溯她的家世和经历，却犹如天造地设般必然。也正如她从童年开始对自己的预言和判断。
张爱玲的生命本性是冲淡、机趣、别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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