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

罗宾·巴罗，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曾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1992—2002)。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研究兴趣包括教育理论、人文学、对人类活动开展实证研究中的内在问题、高等教育的角色。巴罗教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跨越两大洲的教研生涯中先后就职于伦敦城市学校、莱斯特大学和西蒙弗雷泽大学，还兼任过西安大略大学和奥克兰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哲学、古典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出版专著23部和学术论文上百篇，其中代表作有《柏拉图》《教育中的道德哲学》《柏拉图、功利主义与教育》《常识与课程》《幸福》《学校教育哲学》《激进教育》等。1996年，罗宾·巴罗荣膺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译者

王丹斌，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在The Journal of Asia TEFL、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编写了《英语诗歌常识与名作研读》（参与）、《修辞写作》等教材，负责完成“英语写作能力与二语课堂教学手段的相关性研究”等项目，承担过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小说《霍尔平·弗雷泽之死》及上海电视台多部译制片的翻译工作，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等地访学，2008年获评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

　　《教育中的道德哲学》：
　　真正使相对主义可信，也使不同文化具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事实显得重要的是下面这个难题：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该采纳哪一种道德观？相对主义者用夸张的手法把历史描绘成一个从盲目迷信到无所不知的稳定发展过程，这至少反映了一点真相：很难看出那些宣称知道何为善的人是怎样成功证明这一点的。
　　想象一下在某个原始社会，所有成员坚信某些事是好的，某些行为是对的。他们有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没有人对此怀疑，比方说还债是好的，放火烧邻居房子是不好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于什么是善以及那就是善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会对最初是如何发现还债是好的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像“为什么是好的”这类问题不会出现。地球是方的，还债是好的。两个事实，两个真理。对这个社会所有成员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知道这两个命题是真的。
　　“知道”（know）一词有几种不同用法：我们能知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能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能知道如何做事情或者只是知道某个人。显然我们关心的是“知道”的意义。通常，当我们说知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说的不但是事实上情况是这样，而且是我们能拿出或至少指出证据证明情况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说这事显然是真的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说法或证据是可信的。
　　因此，从理论上看如果我说知道我妻子在家，你会指望我能拿出证据，比如我刚给她打过电话并和她说过话。如果我只是因为她这时候通常在家而假设她在家，那么更确切的说法就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在家。当我们说知道珍珠溶于酸时，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我们的说法。当然，实际上我们会随便用“知道”一词，不过如果我们的确知道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必须掌握证据证明它是这样，不然我们有的只是观点或信仰。因此，在什么是证据的问题上“知道”有它预设的普遍接受的规则。许多人会接受眼见为实这一规则，所以就会相信珍珠溶于酸。通常情况下人们也会把我刚才和妻子通过电话作为她在家的有效证据。
　　我们能证明这个原始社会成员相信地球是方的是错的。有各种证据，最容易识别的是航拍照片，都可以用来支持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而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它是方的这一说法。但当我们来看这个社会的道德主张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仅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即他们知道放火烧邻居房子是错的，我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们这种情况是错的，因为我们完全不清楚什么才算得上是证据。
　　任何领域要说“知道”，就要有普遍认可的能作为证据的东西，不然毫无意义。在道德领域说“知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拿出什么样的证据证明何为善？问卷调查会告诉我们人们认为什么是善，但不是那就是善。演示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某种行为总是带来人们喜欢的某些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明该行为或结果是好的。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我们得证明人们喜欢的是好的。如何才能做到呢？
　　问题在于，拿出所有人认可的证据证明还债是好的是否和拿出证据证明蛋糕味道好一样荒谬。蛋糕既不好吃也不难吃。这种陈述是荒谬的。我们只能说有些人认为某种蛋糕好吃。蛋糕是否好吃是品味问题，与知不知道无关。那么道德价值也是如此吗？相对主义者是对的吗？“自由是好的”也许和“猪有四条腿”一样看着像个简单的事实命题，但两者越看越不像。“猪有四条腿”这一说法没什么问题，我们知道这里面所有单词的意思，也知道怎么证明该陈述的真假。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猪排成一行，然后看一看它们是否都有四条腿。只有盲人会一本正经地质疑这个证据。但我们怎么证明“自由是好的”这一命题的真假呢？自由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好的”是什么？我们在找什么？我们当然不能通过简单的观察来证明自由是好的，因为我们充其量只能证明自由能带来人们认可的结果。但我们通常的假设是“好的”比“我认可的”意思更丰富。难道这只是因为，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们从小习惯性地认为它的意思更丰富，而没有任何更好的理由吗？
　　一旦社会或社会中的成员到了质疑他们道德信仰的地步，采取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的诱惑就很大。一旦我们认识到在道德领域谈论“知道”的难度，又有什么比道德价值不过是“特定社会用某些规则追求它想要的结果”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因此，谈论某些社会的价值观从绝对意义上是坏的或不道德的其实毫无意义。
　　不过从历史上看，认识到道德价值还没有定论以及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们都是对的，并没有导致相对主义广泛传播。一旦认识到这问题还没有定论，人们就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差不多所有办法都试图为“善”做出精确的定义，因为哲学家发现如果我们知道“善”的意思，如果我们有这个术语的定义，就像有“单身汉”的定义那样，那么区分善恶就与区分单身汉和已婚男人那样容易。结果，“善”的定义不断涌现：“善”意味着“创造幸福”；“善”意味着“顺其自然”；“善”意味着“取悦上帝”；“善”意味着“促进安全”。
　　但这些定义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首先，定义本身经常和术语“善”一样含糊、晦涩。比如什么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行为也许意味着自发行为，也许意味着野蛮丛林生活中发生过的那些行为，也许意味着人们认为正常的行为（例如，就像有人说异性恋正常而同性恋不正常那样）。还有，我们怎么知道什么能取悦上帝（首先得假定上帝存在）？就算“善”意味着“创造幸福”这个初看起来不怎么复杂的定义也会产生问题，即“幸福”到底指什么？
　　……

译序

引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哲学和教育
第二章 道德哲学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合理论证与不合理论证
第四章 自由
第五章 平等
第六章 功利主义

第三部分
第七章 康德和对人的尊重
第八章 自主
第九章 权利
第十章 创造力
第十一章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
第十二章 自由学校
第十三章 教育分配
第十四章 灌输和道德价值

索引